区区一学政敢以一己之力挑战浙江全省官员，连阿桂也因此受到牵连，此事如何发展？
乾隆四十九年冬，京城户部例行清查时，一份来自浙江的岁计折让官员心里直打鼓——省里报来的盈余数字漂亮得有些过头。两年后，浙江亏空案果然爆雷，而引线恰恰是一名与财政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政窦光鼐。
清制规定，学政负责科举与书院，却无权碰地方银库。可窦光鼐下江南巡学，走进各州县书院，师生常抱怨“束修难筹”。账上一查，他惊讶地发现：本应列支的学额银长期被挪作他用。师生议论时，他顺口一句：“库里真有那么缺钱？”一位山长低声回道：“大人勿问，问也白问。”几句闲话反倒让他嗅到异味。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窦光鼐借春闱覆试机会，带着翻检出的田赋凭票冲进巡抚衙门，指明至少亏空三十余万两。巡抚福嵩板着脸反问：“此等言辞可有佐证？”窦光鼐把厚厚一叠票据拍桌上，“证据在此，若无亏空，这些单子作何解释？”厅中霎时鸦雀无声。
福嵩不肯认账，他先奏称“湖田歉收”，“钱粮推迟”，继而请旨先补后查。乾隆为稳住江南税路，同意缓办，并派户部尚书曹文埴等三人下省核对。几位钦差行事老到，将亏空锁定在三十三万两，且认定属“暂欠”，留给浙江一年内补足，案子似乎要这么揭过去。

窦光鼐却咬死不放。他整理州县库簿、押解平阳知县黄梅供词，又搜到两千余张田单，金额直逼百万两。五月初，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奉旨赶赴杭州复核。面对堆成小山的凭据，阿桂仍然质问：“这许多纸张，哪一张能直接指向巡抚？”窦光鼐回应：“田赋流向人情银，款项在票子，不在嘴上。”双方僵持数日，阿桂电报京师，奏称“证据零碎，风闻居多”。
五月二十二日，乾隆下旨：窦光鼐越职生事，革职拿办。浙江各衙门松口气，认定风波已平。窦光鼐被押赴京途中，仍随身带着那批票据，在船舱里逐张编号、誊录，誓要扭转乾坤。

闰七月，他抵京后上奏三折，附卷宗八大包，直陈亏空总额不下三百六十万两，并列出补亏空银的真实去向。乾隆此刻也察觉地方“补银”迟迟不见动静，只好再度翻案，命闽鹤元会同阿桂复查。阿桂在杭州重新开仓阅卷，这才发现之前清点的账本被人做了套，正本与副本竟对不上号。
经过一个多月地毯式比勘，亏空数字一路攀升至五百余万两。福嵩、布政使伊龄阿被即刻革职，先前草草定案的曹文埴与两名司员交部严议，连阿桂也因“失察”记过一次。至于黄梅，被枷号三旬后发往伊犁充军。

旋即，乾隆传旨：“窦光鼐虽有越分，然能执持成案，着赏吏部侍郎衔。”一纸谕旨既是嘉奖也是警告——学政抡起监督大棒，只因地方官场失职；若制度归位，本不该轮到他来揭短。
回望此案，学政越权是症状，地方财权与中央监督错位才是病根。浙江岁入丰厚，却在层层盘剥下化作天量亏空；钦差两度下江南，第一次被地方官的体面所惑，第二次才看到真实账面。不得不说，清代看似严密的监察体系，一旦遇到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同样会出现“看得见却抓不住”的尴尬。唯有账目与凭票这种冷冰冰的证据，才能在权力缝隙里撕开口子，让扯皮与推诿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