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政委王凤鸣，在1939年肆意罗织罪名，残害三百名革命战友。罗荣桓及时驰援止损、严惩罪人，本以为正义得以伸张，不料两年后，这名戴罪之人竟沦为日军爪牙？

事情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候抗战正紧，鬼子扫荡得像梳子一样把根据地来回篦。

王凤鸣年轻气盛，打仗是把好手，可这脑子里的弦绷得太紧，就容易走火。

当时上级传达精神，说要警惕内部渗透，这小伙子立马把这话当了尚方宝剑。

他身边有个叫陈某的锄奸干事，天天在他耳边吹风：“政委，您看那几个连长，打仗总往后缩，保不齐是给日本人递情报的吧？”

王凤鸣起初不信，可架不住夜长梦多。

那天夜里，外头下着瓢泼大雨，陈某浑身湿透地闯进来，把一份名单拍在桌上：“查出来了！四大队的‘托派’网都织好了，就等着咱们往陷阱里跳呢！”

王凤鸣盯着油灯下那忽明忽暗的字迹，仿佛看见了无数双眼睛在黑暗里盯着他。

年轻人心里的那股戾气一下子窜到了天灵盖，他一拳砸在桌上：“干！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接下来的日子，白马镇成了人间炼狱。

四大队驻扎的破旧大院里，每天夜里都传出皮鞭抽在肉上的闷响和凄厉的惨叫。

王凤鸣把审讯室设在关帝庙，自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手里攥着那把勃朗宁。

战士们被一个个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毒打。

有个叫李铁柱的老班长，跟着队伍从平型关打到这儿，听说要被定为“特务”，当场就跪下了，：“政委，俺爹娘把俺交给八路军是为了打鬼子，俺要是汉奸，天打雷劈啊！”

王凤鸣眼皮都没抬，冷笑一声：“到了这时候还嘴硬？给我吊起来打！”

棍棒像雨点一样落下，李铁柱的惨叫声在庙宇里回荡。

那段时间，整个四大队人心惶惶，大家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哪句话不对付，就被扣上顶“通敌”的帽子抓进去。

短短半个月，名单上的人划掉一个少一个。

三百多个曾经在战场上跟鬼子拼刺刀不眨眼的汉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纸终究包不住火，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山东分局，又传到了115师师长罗荣桓的耳朵里。

罗荣桓当时正在开会，一听这数字，手里的铅笔“啪”地一声折断了。

这位素来温文尔雅的儒将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胡闹！这是拿着革命同志的头颅当儿戏！”

他连夜带着警卫班，骑马急行军一百多里赶到了白马镇。

那天傍晚，罗荣桓走进四大队驻地时，王凤鸣还一脸得意地迎上来：“首长，内部隐患已经肃清，队伍马上就能投入战斗！”

罗荣桓没理他，径直走进了关押“犯人”的牢房。

那哪里是人待的地方？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几十个伤痕累累的战士蜷缩在稻草上，眼神里全是绝望和冤屈。

罗荣桓蹲下去，看着一个断了胳膊的小战士，声音都在发颤：“孩子，疼吗？”

小战士张了张嘴，还没说话，眼泪先下来了。

罗荣桓站起身，走出地牢，看见院子里还堆着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

他转过身，死死盯着王凤鸣：“王凤鸣，你才二十三岁，你知道你杀了多少人吗？三百条人命！他们哪一个不是贫农出身？哪一个不是自愿参军的？”

王凤鸣还想辩解：“首长，这都是为了纯洁组织！”

罗荣桓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凳子，“你这是借革命之名，行屠杀之实！你把党的政策当成什么了”

当场，罗荣桓宣布撤销王凤鸣的一切职务，让人把他绑了，押送去延安接受审查。

这一去，就是两年。

1941年的冬天，沂蒙山区格外冷。

鬼子的“铁壁合围”搞得风声鹤唳，我军损失惨重。

就在大家忙着突围的时候，侦察兵跌跌撞撞地跑进指挥部说：“报告！门口有个人，穿着鬼子的黄皮，说是找首长。”

值班的连长一听就火了：“妈的，穿鬼子衣服的还能有好人？”

他提着枪就要往外冲，结果刚走到门口，却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

他身上确实套着一件不合身的日军军大衣，但那双眼睛，透着一股熟悉的倔强。

那人摘下帽子，露出光头，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老连长，是我，王凤鸣。”

原来，两年前他被押解途中遭遇日军袭击，趁乱逃脱，却在敌占区被鬼子抓了壮丁。

这两年，他在鬼子据点里装聋作哑，受尽了屈辱，终于找到机会弄死了两个鬼子，抢了衣服跑了回来。

连长举着灯，照着他那张沧桑的脸，手里的枪慢慢放了下来。

王凤鸣看着熟悉的营地，看着那些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对他充满戒备的战友，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对着罗荣桓离开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雪花飘下来，落在他那件沾满污渍的日军军服上，也落在那段充满了血泪、教训与救赎的往事上。

没有人说话，只有寒风呼啸着穿过山谷，像是在呜咽，又像是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