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中了状元和榜眼，这到底是凭借真才实学，还是另有隐情呢？
1577年早春，京城贡院外的柳梢刚泛新绿，考生们裹着皂色朝衣排队入场。人群中，一个身着月白圆领的小伙子显得分外从容，他叫张嗣修，父亲正是此时手握吏、户、礼三部尚书大权的首辅张居正。有人低声嘀咕：“有这层背景，考不考都一样吧？”另一人赶紧按住他的袖子，“小声点，东厂的耳目多着呢。”
殿试发榜后，张嗣修的名字果然悬在金榜最醒目的位置——一甲第二。举人们围着榜单窃窃私语，“本来听说他在二甲第一，怎的又蹿上去了？”这种“神来之笔”在明代并非孤例，可落在首辅公子头上，免不了让人多想。那一年主考官是张四维，他曾私下请过辞，“尚书大人，学生怕惹闲话。”张居正淡淡一句：“好好阅卷，自会公平。”对话传到外头，被反复咀嚼，真假已难分辨，但议论像春风里的柳絮，飘得满城皆是。

张居正并非无名小卒的暴发，他自幼工诗善文，嘉靖进士，官至首辅，手握边防、赋税、吏治三张王牌，名声与压力并存。眼见万历帝年少，他推行考成法、丈量田亩、整饬财政，可面对家门兴衰，他的算盘依旧打得精细。明制本就允许首辅拥两名荫子名额，于是家中老四与老五早早挂上“锦衣卫指挥佥事”“国子监博士”的顶戴花翎，连朱笔抄卷都省了。科举对张家来说，更像加冕礼，锦上添花。
万历五年这场殿试后不久，京中爆出一连串“巧合”：张四维晋升文渊阁大学士，兵部侍郎落选子弟突获要职，还有几位主考官的侄儿、外甥同在三甲榜上。士林于是炸开锅，私下作诗讽刺，“一门鼎甲不如一指点”。虽然诗句很快被查禁，但纸包不住火，考生们还是掌握了最灵敏的风向。
三年后，1580年，也就是万历八年，会试榜单再度引发地震。这次出头的是张家第三子张懋修。按规矩，会试取前百名参加殿试，本已极难，他却以近乎满座称绝的《尧舜治道论》斩获头名，随后又在殿试上折桂。京师小巷里，人们摇头感叹：“又是张家！”一位老举人苦笑，“咱读十年书，还不如他家一盏灯油。”

主观地说，张懋修并非墨吏草包，他自幼受父亲严教，“四书”脱口成诵，“春秋”疑义倒背，可在旁人眼里，真正把他推上状元宝座的，是那只无形的手。申时行主持会试时对同僚感慨，“卷子出色固好，但第一与第二，终究还要看‘玉音’。”这句含混的说法，成了茶楼酒肆里新的谈资。
权力与选才相撞，并非始于张居正，却在他手中被推到极致。科举本为均衡寒门与世家利益的阀门，一旦阀门被权力卡住，水流便不再均匀。张家连中两元的当口，恰逢赋税改革触动豪强利益，反对势力借题发难，书生们则以“集体告假”表达不满。朝廷并未正面回应，但万历皇帝的内阁朱批里多了几句“尔等务守公道，毋使士论哗然”，阴影已然投下。

1582年，张居正病逝。讣告贴出的那天，冷风吹卷黄沙，曾经最拥挤的拜门长廊显得空落。张允修尚未到科举年龄，家族第三鼎甲的计划就此中断。次年，朝议重开，纷纷翻旧账，弹章如雪飞向内阁，子弟科举之事更被列为首桩。失去靠山的张氏诸子虽仍挂官衔，却难再逢当年风光。
回头检视，张嗣修与张懋修的文章是否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按照当年覆卷官的私语，“卷子固佳，却谈不上石破天惊。”也就是中上游水准。真正举足轻重的，是他们背后那座不可撼动的权力高峰。科举场上本有数轮筛选、层层覆核，但在制度的缝隙里，首辅一句话足以让红笔的方向偏转。

有人或许要追问，为何数万读书人眼睁睁看着榜单失衡，却未能改变结局？答案并不复杂：士人依赖科举进身，制度之舟虽旧，仍是唯一可搭乘的船。砸了船，自身亦无立足之地，于是抗议总在暗处，强权依旧畅行。
明末的风雨还在酝酿。张家二子一门双甲的故事，如一面镜子，把权力、制度与人心的折射统统摆上了台面。镜中景色并不美，却让后人看清了：当选才的天平被权势按住一角，再优良的制度也难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