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高度推崇屈原，他曾说我们是这位伟大天才诗人屈原的后代，这究竟有哪些深意？
1957年8月16日凌晨，中南海勤政殿的窗棂透着微光，案头摊开的却不是最新公文，而是一部线装《楚辞》。毛泽东用指尖缓缓掠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片刻沉吟，忽然抬头问秘书：“吴冷西，这句你熟不熟？”秘书答得干脆：“主席，熟！”他点点头：“熟了才好办事，等会儿会议上要用。”
那天的讨论本是农业合作化的难题，可会议一开场就被屈原带进来了。毛泽东说，眼下有人怕挫折、怕批评、怕丢面子，“如果屈原也这么怕，他就写不出《离骚》，更改变不了楚国士人的脊梁”。众人先是一愣，随即领会他的弦外之音——那套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就此铺陈：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怕流言、不怕孤立、不怕失败。一席话把古今困境串在了一条线上，让会场气氛陡然紧起来。

屈原为何能成为毛泽东反复借用的“镜子”？答案要追溯到湖南乡间。湘江两岸自古流传着《九歌》的节唱，清末私塾里仍把《离骚》列为熟读篇目。少年毛泽东挑灯抄写《离骚》《九章》，在《讲堂录》的空白纸角批下一句“人心同天道，倔强难回”。对那位被放逐的楚国三闾大夫，他既感佩其才情，更认同那种在逆境中仍与国家存亡共呼吸的倔强。
这种情感后来甚至渗进了他的外交辞令。1954年秋，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欢迎宴会上，毛泽东端起酒杯，对翻译费德林示意暂停翻译，自己先用汉语吟道：“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宾客安静倾听，待费德林译毕，尼赫鲁笑着说：“原来端午节的粽子，是为这位诗人而包。”一句轻松玩笑，将两国元首的正式场合柔化成文化对话，也让屈原的名字跨过喜马拉雅山。

有意思的是，屈原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从未被简单神化。1950年，他接见罗马尼亚大使时曾谈到：“屈原是被政治斗争逼到汨罗江去的，可正是流放，让他写下前人不敢写的话。”这番话里，政治现实与文学创造互为因果的逻辑，一针见血。对毛泽东而言，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斗士，文学与政治从不分家。
黄镇改名的故事是另一段旁证。那年黄镇奉命出使，临行前去辞行。毛泽东笑问：“你可知‘镇’字取自何处？”黄镇答不上来。毛泽东朗声道：“《楚辞》有句‘怀琛佩珮，纫明月之珠以为佩，佩白玉兮为镇’。取‘镇’，当有压惊定志之意。”黄镇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回忆起此事，说那一瞬间才明白“名字也是誓言”。

到了1961年端午前夕，毛泽东挥笔写下《七绝·屈原》。诗不长，仅二十八字，却在“虎踞龙盘今胜昔”之间，把屈原的孤勇与新中国的磅礴并置，暗合“旧句新声”的用典手法。学者细读后发现，这首诗在用韵、对仗乃至情绪走向上，都与《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遥相呼应——浪漫主义的高昂情调被注入了革命豪情，写出了跨越两千年的精神交汇。
不得不说，毛泽东对屈原诗歌形式的迷恋，与其对浪漫主义风格的偏爱紧密相连。《蝶恋花·答李淑一》《念奴娇·昆仑》等篇章里，瑰丽想象与历史纵深交叠，正是屈原式“纵一苇之所如”的变奏。可他又远非单纯效法，更像是在古典意象里注入现代革命的烈火，于是“万里长城十亿兵”这样的句子才会在纸上奔突。

站在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新中国初期推行的各类文艺学习运动，屈原同样是核心范本。南宁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批示印发《离骚》小册子，要求各级干部“先背三百字再谈工作”。有人觉得背诵古文耗时费力，他淡淡一句：“不识古人之苦心，便难担今人之责任。”这句话在会场外口口相传，多少年轻干部从此捧起《楚辞》夜读，将古典韵脚与社会调查报告摆上同一张案头。
至此，人们大抵能明白，为何一位现代革命家要在关键场合频频提到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在战国乱世中，屈原用悲壮抒写忠诚；在近现代风雷里，毛泽东以诗意锻造理想。二人隔着时间长河遥相映照，一位以汨罗江的激流传世，一位以雪山草地的征途开新。传统与革命并未水火不容，相反，它们常常在同一个词句里握手，在同一股豪情中持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