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冬天，黎元洪刚当上大总统不到半年，椅子还没坐热，就签了一张任命状。上面写着：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一千五百多人，教员一百四十多个，听着规模不小，可里头烂透了。学生进法科是为了当官，进商科是为了发财，文科理科没人去。老师上课糊弄，学生考试混日子，整个学校就是个衙门。有人统计过，1916年那会儿，北大学生毕业后最想去的不是学术机构，是官场。谁官大谁有理，谁学问深没人管。

蔡元培来了以后，一月九号开大会，站在台上说了三条。头一条就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给你当官发财的跳板。这话放在今天，哪个大学校长敢这么说？现在的大学校长只会说“就业率百分之九十九”“我们的毕业生年薪多少万”。一百年前的人反倒比现在的人骨头硬。

他干的第一件狠事，是把权力从校长手里抢出来，塞给教授。搞了个评议会，教授自己选代表，跟校长平起平坐商量事情。又搞教授会，每个系的事教授自己管。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日子，没了。这套东西，搁今天多少大学做到了？没有。今天还是校长大笔一挥，教授靠边站。

第二件狠事，定了条死规矩：当官的人，不能在学校当专任老师。这话说得明白——你一边当官一边教书，心静不下来，学生跟你学的不是学问，是官场那一套。现在你看看，多少当官的兼着教授头衔？多少教授跑去当官？一百年前有人敢说不许，一百年后没人敢吭声。

第三件狠事，请人。他请了陈独秀当文科学长，陈独秀那会儿正办《新青年》，脾气大，狂得很。有人劝蔡元培别请，他笑笑，照请。又请了胡适，二十六岁，博士都没拿到手。还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这些人凑一块儿，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有的主张革命，有的主张改良。蔡元培就说了一句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只要说得有道理，就让他讲。

这话今天听着好听，可你让现在的大学校长说一遍试试？他说不出来。现在的大学只请一种人——听话的人。

蔡元培那张任命状，末了写着“此状”两个字，像钉子钉在桌子上。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黎元洪签的不是蔡元培，北大会是什么样？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张纸，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今天的大学校长任命状，签谁不签谁，有人在乎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