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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王韬和黄胜买下了伦敦会印物所,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在此期间,王韬开始

1873年,王韬和黄胜买下了伦敦会印物所,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在此期间,王韬开始循环创作,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有所感悟的全都写进报纸中,这就是最早期的政治报刊。

这个"最早期的政治报刊",它不是在北京、不在南京、不在上海租界外的任何一寸大清实控土地上诞生的,而是在香港,在英国人的地盘上,靠着从伦敦会手里买来的活字钢模和印刷机才喘出第一口气。

王韬这个人,说来心酸。苏州秀才,科举考不进去,早年去上海帮洋人编《六合丛谈》,算是摸到了近代印刷和出版这扇门的缝。

太平天国打到江南时脑子一热,给李秀成上书献策,名字上了清廷的通缉令,1862年狼狈逃到香港。

伦敦会的理雅各收留了他,带他去苏格兰帮忙翻译《中国经典》,他在欧洲晃了两年多,睁大了眼看——看英国议会怎么吵架,看火车怎么跑,看煤气灯和自来水,看人家报纸怎么把国家大事摊在太阳底下给所有人读。

等1870年重回香港,这个人肚子里已经装了一套完全没法在内地开口的词汇表。

所以他所谓的"循环创作",不是文人骚客感时伤怀那套——"循环"二字他自己解释过,弱可以转强,强也会滑向弱,天道好轮回,前提是你要醒、要变、要动手改。

1874年正月初九,《循环日报》正式出号,王韬坐在荷李活道29号那间印务总局里,每天亲手写一篇论说,挂在报纸头版,雷打不动写了一千多篇。

什么《变法自强》《重民》《建都》《达民情》……翻来覆去就一件事:这个国家不能再睡了。

说他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真正开篇,这话不夸张。

在他之前,中文报纸要么是洋人编给洋人看的,要么是官报抄上谕,谁能想到一个被通缉过的边缘人,会在殖民地的一台二手印刷机上,用铅字拼出一整套"君民共主""通达民隐""变法以自强"的公开论述?

《弢园文录外编》后来把这些政论结集出版,书名就透着不甘——"外编",正编永远得留给那个不接纳他的体制来编。

王韬能在报纸上"言别人所不敢言",恰恰因为他脚下踩的不是大清的法统,而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香港。

他骂官场"最肮脏的地方",骂科举"以无用之物取无用之人",呼吁设议院、通民情——这些话要是搁在广州或苏州的印刷坊里排出来,不等油墨干就被按死了。

他的自由,是英国殖民秩序的副产品,不是大清给的,也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这让它作为"中国报刊起源"的故事格外拧巴:火种确实是他点的,但点燃火种的那个火柴盒,是借别人的屋顶藏住的。

另一个更尖锐的局限藏在他对着谁说话这件事里。

王韬一千多篇政论的潜在收件人,永远是"当局者"——"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而已",他的全部策略是说服上面的聪明人醒悟,靠自上而下的改良救这个国,他几乎不曾认真设想过把读者当成有政治主体性的民众来唤醒。

这与其说是目光短浅,不如说是那个时代所有"体制内改良思维"的天花板:你能走到离皇权最远的香港去骂它,却还是忍不住把药方递回那双掐过你脖子的手上。

不过话说回来,哪怕带着这些裂缝,那台二手印刷机转起来的声音,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自己出钱、自己当主笔、用铅字对着苍天和庙堂同时开口的声音。

后面梁启超的《时务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那条线往前摸,根都在荷李活道这间油墨味儿呛人的屋子里。

史料出处: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光绪九年刊本)、大英图书馆藏《循环日报》原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印务总局》条、张朋园等编《王韬日记》、及《清实录》同治朝有关通缉王韬之档、《香港近事编录》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