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4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1974年10月，陈永贵盘腿坐在铺着厚地毯的客厅里，浑身不自在，他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是组织上为他安排的住处。
 
这里亭台楼阁，湖水环绕，以前是皇帝玩乐的地界，可这份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却让他如坐针毡。
 
屋里暖气足，他却觉得憋闷，脚底下的软毯总让他想起大寨的黄土地，每天一睁眼面对的是一摞摞文件。
 
他识字晚，42岁扫盲时才第一次握笔，这文件他看得吃力，更让他焦虑的是窗外的世界：高墙深院，出门有车，身边总有随行人员，他想找个人问问庄稼长势，都找不到开口的由头。
 
他想起刚到北京那会儿，一次开完会，中午休息时，又习惯性地掏出小本子练字，旁边有人打趣：“都大半辈子了，再学还能学进北京去？”
 
玩笑话竟成了真，他真来了北京，可来了，又觉着自己离地里的庄稼，离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隔了千山万水。
 
“一个管农业的副总理，不下地，不跟农民打交道，跟瞎子聋子有啥区别？”他在心里反复问自己，这屋子太静了，静得能听见心跳。
 
那心跳声把他拽回昔阳，拽回大寨的沟沟坎坎，他是靠一锹一镐带乡亲们把穷山恶水改造成高产田，才被毛主席看见的。
 
毛主席表扬大寨说“农业学大寨”，看中的就是那股子实干的劲儿，可现在，这股劲儿被圈在这座精致的园林里，无处施展。
 
1975年初，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笔尖在纸上停顿许久，最终落下的字句却简单直白，他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搬出钓鱼台；二、工作要改。得按“三三制”来，时间三分，一份回大寨劳动，一份到全国调研，剩一份才在北京坐办公室。
 
信送上去，陈永贵心里其实没底，这等于把自己从最好的待遇里往外拽，没人会答应，几天后，批示回来了，毛主席看了信只批了九个字：“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拿到批示他一天都没多待，没要高干大院，在交道口找了处普通四合院就搬了进去，院子不大，前院住警卫，后院他和几个从昔阳带来的工作人员。
 
他拒绝配服务员，说“不方便，不习惯”，老婆孩子留在大寨挣工分，不许进京，组织上想给他家人办户口，被他发现立刻退了回去。
 
四合院成了他新的办公室，也成了农民进城后的歇脚点，白天处理公务，晚上院子里常坐满人，各地来反映情况的老乡。
 
他不摆架子，递根烟，操着一口山西腔，就能和大家聊上半天，他对自己抠门，国家按副总理级别发的工资，他一分不动地锁在抽屉里，他说现在够用，不能搞特殊，衣服洗得发白，补丁摞着补丁，和胡同里的邻居没啥两样。
 
他严格兑现“三三制”，定期回大寨，和村民一起下地，手上磨出的茧子一层叠一层，“只有劳动了，才知道农民有多辛苦，政策才不会飘在空中。”他常这么说。
 
剩下的时间他往乡下跑，去河北调研赶上下雨，他和农民一起挤在简易棚里，裤脚沾满泥，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副总理。
 
他张口问的都是产量、水利、收入这些实在事，不说官话，只讲大白话，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熟悉农业，说话实在，这九个字，他比听什么都顺耳。
 
1980年他辞去副总理职务，搬家那天，胡同的老邻居都来送行，几年的相处，大家早把这位不寻常的住户当成了自家人，孩子们围着他的腿转，老人拉着他的手舍不得，他摆摆手回了山西，住进木樨地一处普通公寓。
 
往后，日子静了下来，偶尔有老朋友来访，聊的还是家常，1986年3月，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遵照他的愿望，遗体运回了大寨，安葬在他奋斗了一辈子的那片土地上。
 
从黄土地里来，最终又回到黄土地里去，毛主席当年那句“钓鱼台无鱼可钓”说的又何尝只是一个住处？
 
那是一种提醒，提醒所有从泥土中走出的人：根，永远在下面，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陈永贵用后半生的搬离与回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参考资料：
庭院深深钓鱼台，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