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被贬三次，不是因为才华太高，是他性格太耿直。

苏轼一生三次被贬，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他才华太高，遭人嫉妒，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就是性格太耿直，心里有啥说啥，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为了保住官位去讨好任何人，不管谁掌权，只要他觉得政策不对，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他就敢站出来说，结果把新旧两党都得罪遍了，一辈子都在被贬的路上。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想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执行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很多地方官借着变法的名义搜刮老百姓，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苦。当时朝廷里的官员，要么跟着王安石支持变法，要么怕惹祸上身保持沉默，很少有人敢公开反对。

苏轼不一样，他在地方上做官，亲眼看到了新法的弊端，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老百姓放贷，结果变成了官府强制摊派，利息还很高，老百姓还不上钱，就只能卖儿卖女。苏轼把这些情况都写进了奏折里，呈给宋神宗，希望朝廷能修改新法。他还在自己的诗里写了这些事，记录下老百姓的真实处境。

这些话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他们早就对苏轼不满了，就抓住他的《湖州谢上表》里的几句话大做文章，说他讽刺朝廷，诽谤皇帝。宋神宗下令把苏轼抓进御史台，也就是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监狱里待了一百多天，差点被处死，最后因为很多人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相当于被流放了。

黄州的生活很苦，苏轼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他只能自己开垦城东的一块荒地种地，还给自己取了个东坡居士的号。但是就算这样，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格，还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写了很多反映老百姓生活的诗词，也在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比如组织人打捞溺亡的百姓，禁止当地杀婴的陋习。

后来宋神宗去世，高太后掌权，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把新法全部废除了。苏轼因为之前反对过新法，被召回京城，一下子从一个流放的罪臣变成了朝廷大员。本来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大官，但是他又耿直了。

他看到旧党不分青红皂白，把新法里所有的东西都废了，连那些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也不放过，比如免役法，原来老百姓要轮流去官府干活，经常耽误农时，很多家庭因为有人去服役而破产。免役法是让老百姓交钱代替服役，官府再用这些钱雇人干活，这样老百姓就能安心种地了。苏轼觉得免役法是好的，就站出来反对司马光，说不能一刀切，应该保留有用的部分。

司马光听了很生气，旧党的其他官员也都恨苏轼，觉得他是叛徒，不跟自己一条心。苏轼在京城待不下去了，只能自己请求外放，去杭州做知州。在杭州的时候，他修了苏堤，解决了当地的水患问题，还建了安乐坊，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免费给老百姓看病。

后来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又重新上台了。新党上台之后，开始报复旧党，苏轼因为之前反对过新法，又被翻了旧账，被贬到了惠州。惠州在当时是非常偏远的地方，很多人去了就回不来了，但是苏轼还是很乐观，在惠州帮老百姓修桥，推广农业技术，还写了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诗句。

新党看到苏轼在惠州过得还不错，就又把他贬到了更远的儋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那时候的海南是蛮荒之地，没有开化，气候湿热，疾病流行，很少有中原人愿意去那里。

苏轼当时已经六十二岁了，身体也不好，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就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但是就算到了这种地步，他也没有后悔过自己之前说过的话，还是在当地办学堂，教当地的老百姓读书写字，传播中原文化，很多当地的读书人都拜他为师。

宋徽宗即位之后，大赦天下，苏轼终于可以北归了。但是他年纪太大了，又经过了长途跋涉，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在北归的途中，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一生三次被贬，越贬越远，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官位去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他的才华确实很高，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不关心政治，不替老百姓说话，他根本不会被贬这么多次。

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就是他性格太耿直，太有原则，心里装的是老百姓，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这种性格在古代的官场里，注定是要吃亏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让他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大文豪，受到后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