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曾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师长晋升为大将，为何他却没有被授衔？
1929年深秋的枝江码头晨雾很厚，河面上能见度不过十几步。炮火刚停，段德昌在船头简单点了点部下，“今晚不歇，赶路。”同行的师长许光达愣了愣，拔腿去安排船只。正是这种几乎苛刻的行军节奏，使湘鄂西根据地的雏形在枪声里稳住了脚跟。
如果把湘鄂西地形摊开放大，会发现它像一只向长江探出的手掌，水网纵横，山岭环抱，国民党难以一次合围，这给红军提供了喘息之机。段德昌看准的正是这种“打不死”的地形优势。他的队伍人数不多，却常常出现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乡亲们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常胜段军长”。

段德昌并不只会打仗，他更擅长把战士的犟劲变成信念。彭德怀曾回忆第一次同他聊理想，“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可到底图什么？”段德昌把半截烟卷在掌心，压低嗓子回一句，“图翻个身，让穷人有饭吃。”简短几字，却成了彭德怀真正想入党的理由。那是1927年底，按照党内规定，现役军官要暂缓发展，他只能先等。等待的两年里，彭德怀越打越明白：枪杆子上能刻理想，也能刻私利，关键看谁握枪。
就在彭德怀递交入党申请的同年，毛泽东再次收到南县来的信。信里不提战况，只说“德昌近来动作多，教育人多，苦也乐也”。毛泽东记得段德昌早年在文武庙被杖责的那一幕——督学巡视到场，他这个当督学的掀开学籍本，见到的却是一群把板凳拆了当武器的学生。段德昌是带头的，“老师吃空饷，凭什么打我们？”手心的棍痕和眼里的不服，给毛泽东留下极深印象。于是才有后来那场夜谈，灯盏烧干了油，两人一直聊到外面星子退尽。
湘鄂西根据地真正壮大是在1929到1931年。贺龙、周逸群把几股零散武装整合成红三军，段德昌接任六军军长。许光达被派到下属师任职，他后来感慨：“能当师长，是段军长逼出来的。”逼法很直白——战后复盘时若谁遮掩损失，段德昌要么让其当众重演错误，要么干脆撤职。部队以为他苛刻，却也服气，因为伤亡最少、战果最多的往往还是这支六军。

然而，1933年的“肃反”像平地翻出的暗河，谁也绕不过去。夏曦带来的文件列着一串“嫌疑”，段德昌赫然在内。反对意见被扣上“包庇叛徒”，很快失去发声渠道。贺龙急电求证，无果。最终的那天夜里，段德昌被押往一处密林，年仅29岁。枪声只响了一次，湘鄂西根据地便从此少了那个行军路上总在催促“别睡”的人。
损失立刻显现。几个月内，根据地丢了三座圩镇，部队被迫西撤。夏曦离开后，许光达整夜坐在火塘边翻段德昌留下的手写攻击示意图，嘴里念一句，“活着就好了”。1934年，他主动请缨随三军主力北上，图纸折在军衣里一直没丢。

194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起湘鄂西损失时专门点到段德昌的名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却动了枪，这是大害。”座席一时静得听得见笔触纸面的沙沙声，很多与会者这才第一次清楚那场冤案的重量。
1949年，段德昌的家属收到中央军委印制的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件很薄，只两页，却在扉页上盖着鲜红的钢印。许光达握着那枚钢印看了很久，随后交回给家属，“军长的荣耀，应该在家里。”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中南海汇报授衔名单时，许光达被评为大将。有人低声议论：段德昌若在，该是何等军衔？彭德怀放下名单，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军衔是活人的标记，烈士的名字写在史册，不在袖章。”
湘鄂西的山河变化极快，当年红军挖的交通壕早已填平，只余稀疏老槐树指示着旧日战线。当地老人偶尔提起一位“不肯熄灯的军长”，孩子们问他叫什么，老人摇头，“姓段，勇得很，后来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