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沈醉说：当年徐远举刑讯江姐时，要扒掉江姐的衣裤，沈醉目睹了江姐怒骂徐远举，免遭侮辱的全过程。罗广斌说：江姐的机智、勇敢没写进小说，太可惜。
这段往事，是沈醉在1964年见到罗广斌、杨益言时提起的。那时《红岩》已经出版几年，江姐的形象早已走进千家万户。
可沈醉讲出的这个细节，却没有完整写进小说里。罗广斌听后觉得遗憾，不是因为小说缺了一个刺激情节，而是因为这段话更能看出江姐的胆识。

江姐的原型叫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她出生在四川自贡大山铺江家湾。
这个名字后来被许多人记住，是因为她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摆在第一位。她少年时吃过苦，做过童工，也在艰难环境中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1939年，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命运同地下工作连在了一起。1943年以后，她协助彭咏梧开展工作，两人以夫妻身份作掩护，承担重庆地下组织的联络和机关任务。
1945年，她与彭咏梧结婚。同志们称她“江姐”，这个称呼里有亲近，也有信任。
她不是天生就成了英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把自己锻造成了能扛事的人。1946年4月，江竹筠生下儿子彭云，那时的她，也是一位年轻母亲，可地下工作从来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安稳日子。
1947年春，重庆地下组织创办《挺进报》，她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等工作。这些事看起来没有刀光剑影，却一步走错就可能牵连许多人。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牺牲。丈夫倒下后，江姐没有退回安全地带。
她知道那条工作线别人不熟，贸然换人会出问题，于是主动接下后续任务。一个刚失去丈夫的人，还要把悲痛压下去继续工作，这不是一句“坚强”能概括的。
同年6月14日，江竹筠因叛徒出卖被捕，之后被关进重庆渣滓洞。敌人想从她口中撬出地下组织情况，因为他们明白，只要江姐开口，就可能顺藤摸瓜破坏一大片关系。
可江姐也明白，她守住的不只是秘密，更是许多同志的生命。审讯一开始，徐远举不断发问，江姐始终不答。
沉默在那种场合里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明确拒绝。对方越急，手段越下作。
徐远举准备用侮辱女性的办法逼她屈服，命令手下扒掉她的衣裤。这个瞬间，审讯室里的空气变了。
这几句话厉害在哪里？厉害在她没有让自己陷进羞辱里，而是把羞辱还给了施暴者。
徐远举想让她低头，她却逼对方面对自己的无耻。敌人手里有刑具，有权力，有阴暗的审讯室，可江姐只靠几句话，就让他们的所谓“威风”露出了丑态。
沈醉当时在场，后来把这个经过告诉罗广斌。沈醉不是正面人物，他曾在军统系统中有重要身份，后来被特赦并从事文史资料工作。
之后，徐远举改用酷刑，江姐仍没有出卖组织。竹签钉进手指的痛，普通人想一想都难以承受，可她没有说出敌人想要的东西。
她曾留下过非常有力的话：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样的话不是写出来好听，而是她用生命撑住的。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在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年仅29岁。她没能等到重庆解放的那一天，也没能再抱一抱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守住了组织，守住了同志，也守住了一个人在极端黑暗中最难守住的尊严。《红岩》后来让更多人知道江姐。
严格说，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1964年则是沈醉向罗广斌、杨益言补充这段回忆的重要时间。小说有小说的取舍，人物塑造不可能容纳所有真实细节，所以罗广斌听完才会感叹：江姐这段机智、勇敢没写进去，确实可惜。
后来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以及许多舞台作品，都不断把江姐的形象传给下一代。有人看完会惋惜，为什么不能把她救出来；也有人多年后仍记得《红梅赞》的旋律。
真正好的历史记忆，不是把人写成高不可攀的雕像，而是让后人知道，她也年轻，也有家庭，也有牵挂，却在关键时刻没有退。到了今天，江姐的故事仍在被讲述。
自贡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地等场所，仍然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到2026年，人们纪念江竹筠，已经不只是为了回望一段历史，更是为了明白：面对压力，一个人的骨气到底能有多硬。这样的江姐，更真实，也更让人敬佩。她不是没有恐惧的人，而是知道什么比恐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