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将领带兵倒戈投降，投身北伐军后很快成为军长兼省主席，身份大变！
1934年10月，重庆清晨的雾气未散，蒋介石步上陈调元寓所的台阶，笑着对这位五十出头的老部下说：“雪轩，你可是越活越精神。”陈调元欠身回道：“承总座挂念，哪敢松懈？”屋里，陈母拄杖迎客，也打趣一句：“我儿靠您提携。”三句寒暄，已映出军政场里的微妙温度——亲切之中埋着分寸。
几年前，这位“老部下”可还在北洋旗帜下指挥万人劲旅。那时的江淮线炮声隆隆，北洋各系各自为战。安徽境内，孙传芳的第五方面军最缺的不是枪，而是会左右逢源的人。保定军校出身的陈调元看准了机会：他既当孙的“安徽总司令”，又暗中递话给南京、北平，甚至远在郑州的冯玉祥。军阀圈子里没有永恒的敌友，枪口朝哪儿，全凭银子与前程说了算。

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一过赣江，气势汹汹。陈调元随手翻看战场电报时，心里已向南方那位正在崛起的“总司令”打起了算盘。滦县失守、南昌丢了，他在部下面前只说一句：“换旗不换人，就能保住弟兄的饭碗。”副官小声嘀咕：“咱军装还没换颜色呢。”陈不怒反笑：“棉布染色，半天就成。”士兵们听懂了，将军的“灵活”才是保障。
1927年春，南京易帜。陈调元带着三万人马整编为第三十七军，新军旗还没晾干，黄埔来的王君培就拖着两车箱子冲进军营。箱子里不是枪，而是《三民主义》和党政训令。政治训练处旋即挂牌，年轻学员在操场上戴着臂章，高声背诵誓词。老兵们嘟囔：“当兵还得背书？”可军饷准时发，粮草不缺，抱怨很快烟消云散。蒋介石要的就是这点——让枪声指向北方，让心思留在南京。

然而，铁桶里还是有缝。皖西山地，红四色的标语写满祠堂墙壁。1931年深秋，第四十六师驻守寿县，夜半一阵枪声骤起，整整一个旅跟着营长魏孟贤举起了红旗，连队里新抽来的湘赣士兵嘶喊：“跟我们走，别当孙传芳第二！”岳盛宣急得当场掏枪，却发现自己的人已被拖走。第二天清晨，陈调元赶到前线，看着空荡的营房，只丢下一句：“墙是土糊的，心也是。”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山村小寨暗暗生根，反围剿的火光却照得陈调元背后发凉。苏家埠一役，他手下三万人被红四方面军分割包围，至黄昏只剩残部突围。战后点名，连旗都找不齐。蒋介石在庐山接电报，皱眉沉思，却没动陈调元的大位，反而追加军费。有人猜测是为了稳住这位“擅转舵”的北洋出身者，也有人说蒋介石太清楚，如果“安徽牌”一丢，皖西青山便尽归红军。

中原大战爆发时，陈调元调往山东。他知道，这一仗胜负与己无关，关键是表态要快。阎锡山、冯玉祥兵锋直指南京，他翻开地图皱了皱眉，随后拨通长途电话：“总座放心，我盯住胶济线。”结果，中原硝烟散去，他的山东省主席椅子依旧。有人讥讽他是“墙头草”，他却自嘲：“黑夜要摸砖头走路，摸错一块就掉沟里。”
蒋介石对这位老将既信又疑，安排他兼任总预备军司令，却让中央军握住补给、通讯和干部培训。1934年冬，陈调元被调去重庆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表面风光，实则远离兵权。离别之夜，他对副官低声说：“枪一没了，剩的就是一身旧伤。”副官愣在原地，这才明白，昔日三十七军的号角恐难再吹响。

抗战爆发后，安徽老兵散落各地，有的在台儿庄血战阵亡，有的流落川黔当乡团枪手。陈调元则因多年战创加上鸦片旧疾，日渐形销骨立。1943年初春，重庆医院的走廊外仍飘着雾，他让人取来那面早已褪色的三角军旗，抚摸良久，轻声道：“图的是活命，何谈功名。”话音未落，手垂而逝，终年58岁。
岁月并未给这位“投机者”留下太多慰藉。昔日第三十七军的军号散作尘沙，只给史册添了一行注脚：某年某月，北洋旧将，以降将身份跻身省府，却终难逃波诡云谲的乱世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