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果然了不起，沈醉凭武功三次单挑最终落败，不仅瘸腿还失去一只眼！
1942年盛夏的重庆，稽查处里闷热得连扇子都懒得摇。戴笠拿着病历纸瞄了一眼，淡淡说：“沈处长，这只眼还保得住吗？”年轻军医支吾片刻，“顶多保个形，恐怕再难见光。”沈醉没吭声，只把帽檐压得更低。那一年，他只有28岁，却已经靠一条钢钉固定的小腿和几乎失明的右眼继续在军统里打滚。谁也不知道，这些伤疤背后，藏着三段让人冷汗直冒的遭遇。
回头看去，最早的一次险情发生在1934年。一列夜行列车自上海驶向南京，中间车厢被他和两名手下“圈”出一段，当作临时牢房。押解对象是个被捕的地下党员，外表斯文，看不出半点凶悍。列车刚过苏州，列车员急匆匆闯来大叫：“人没了！车门开着！”原来那名青年借上厕所之际，脱下手铐，从车厢尾部跳入黑夜。沈醉追出时只见月色下铁轨闪光，他扯过一只推货板车狂追二里多地，脚下一滑，右膝狠狠撞在枕木上，韧带撕裂，自此落下跛脚病根。那名青年则不知所终。

不到一年，江湾郊外又出了事。1935年3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线报：复旦附近一处草棚里夜半有人秘密集会。沈醉带十余人潜行包抄，以为是一场简单的清剿，没料到对方手里竟有短枪。枪声在旷野炸开，他堪堪将身子压进土沟，仍被一颗子弹擦破肋骨。后来回忆那一瞬，他对同僚说过一句玩笑话：“别看我练了十年长拳，子弹可不讲江湖规矩。”那晚被捕的四名学生里，两男两女都咬紧牙关不报姓名，案卷最后写的是“身份不详”。然而，从此校内传单飞满，地下党活动愈发隐秘，军统却更是如临大敌。

第三次交锋更像一出惊险杂技。1940年深秋，上海法租界旁一幢三层洋楼被盯上。沈醉带队破门后却发现室内空无一人，惟有屋顶天窗半掩。他踩着阁楼梯子摸上去，一条黑影忽地扑来，两人在瓦面上滚作一团。对方一把寒光短匕擦脸而过，火辣辣的痛袭来，沈醉条件反射握拳猛击，可瓦面碎裂，双方一起坠下。同行特务口中仍记得那声闷响——同事摔死当场，沈醉则右眼受创，眼球几乎脱眶。手术做了两次，总算把眼球塞回，却再难看清远处。
三件事都没能让他调离前线。戴笠甚至认为这份“刀口舔血”的资历最能吓住对手。于是1944年，他又被派去云南筹建保密局昆明站。那是条烫手山芋，滇缅公路刚刚被日军切断，国内外情报贩子趁机浑水摸鱼，地下党更是如影随形。拖着瘸腿、遮着黑纱眼罩的站长却自信满满，他始终相信个人武艺与胆气足以补上身体劣势。

事实上，情报战的胜负早已不取决于单打独斗。地下党在昆明的联络网以书店、茶肆、邮局为节点，悄无声息地编织信息暗流；军统则像光天化日中的捕猎者，大模大样却难测暗处冷枪。一次秘密文件被截获后，沈醉召开作战会，他怒拍桌子：“查！把人找出来，进一寸，退一步都不行！”副官低声回道：“站长，城里盯梢的人手，已经连电台司机都算进去了。”他们谁也没料到，1949年解放大军逼近昆明时，沈醉竟成了被搜捕的目标。
12月，城头枪声渐近，保密局内部开始人心浮动，有人暗中撕毁档案，也有人偷偷联络起义。沈醉犹豫过，但终究没迈出那一步。1949年12月9日，他在昆明落网，随后被解送南京战犯管理所。那天押车的解放军军官安慰他说：“好好活着，总有机会。”沈醉苦笑，“腿坏了，眼也坏了，还能去哪儿？”对方摇头，“路未必只有一种。”

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名单里出现了他的名字。他短暂恢复自由，住在北京郊外小院，拄杖练习太极，企图重拾少年学的国术。遗憾的是，旧部供出的卷宗又把他拉回秦城。那之后，沈醉很少再谈武功，也不提戴笠，只在给家人的信里偶尔写一句：“拳脚能抗事，但敌不过潮汐。”对于隐蔽战线来说，个人身手再好，也难敌时代暗流的推挤，这大概是他花半生才领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