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奉命增援180师，团长急切质问师长：你知道我仅剩4个排，还能坚持多久吗？
1951年4月下旬，汉江以北的山谷反常地安静，只有间歇的迫击炮声提醒人们战役仍在继续。此刻，志愿军后方机关正筹划一场有序的撤收，而南岸的第180师却被按在原地，任务是“牵制敌主力，掩护大部队机动”。
几天前，第179师536团在马坪里连续冲击美第7师阵地，团属27个步兵排被炮火削成4个排。弹药告急时，一个班只剩下三四支步枪，子弹分摊到人头上不到十发。周珠山团长贴着地图计算损失，神情木然。参谋凑近低声说：“周团长，再这样打下去连骨架都没了。”他只是抬手示意继续观察。
战至5月上旬，军部突然通知：“抽调536团一个营，北进接应180师。”电话甫落，周珠山声音发哑：“报告军长，我手里只剩四个排了，你清楚吗？”韦杰沉默几秒，只简短回复：“命令已下，想办法执行。”

拒绝支援并非出于怯战。按照步兵团满编，四个排还不足两百人，而对面美军一个营火力就抵得上一整旅。周珠山必须在守住马坪里的同时还要割出兵力北援，他清楚这等于把最后的屏障拆掉。
外界很难想象志愿军当时的物资困境。前推运输靠骡马、人背，单枚82迫击炮弹得翻山越岭走三昼夜；火炮射击数据用算盘临时折算，误差只能在战壕里纠正。美军则凭空中观察机修正射击，电台咔嗒几下炮火就覆盖过来。火力与信息的落差，决定了守势与攻势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汉江南岸的180师正陷入包围。郑其贵师长三次致电军部申请北撤，都被指示“再坚持”，原因很现实：一旦南岸门户放开，敌装甲部队可以插进志愿军纵深，后果无法估量。于是180师像钉子般被固定在河滩与山岭之间，直到美军侧翼完成合围。
更糟的还在后头。一次夜袭中，师部便携电台被炮弹震毁，通信兵修复无果。郑其贵眼看联络彻底中断，痛下决心：“把残件埋掉，全师分散突围。”警卫员犹豫道：“没有命令，咱真走？”他只吐出一句：“活下去才能作报告。”

队伍拼凑成若干股向北穿插。没有统一火力掩护，也缺乏夜视器材，行进轨迹只能依山势凭经验摸索。汉江桥梁早被炸断，他们在溃退的汽艇残骸上踩着浮木过河。美军照明弹亮如白昼，机枪成线扫射。到达北岸集合时，180师原本1.6万人的建制，仅余约两千零三十七人。
这场失联造成的损失震动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直接点名批评：“指挥员不能只靠血性，还得靠通信，你们把眼睛自己戳瞎了！”会后，韦杰面色灰白，只说一句：“责任在我，部队还得重来。”
很快，增员、补枪、补炮的通令下达。180师被抽调骨干，与新补充的八千多名战士混编。训练由夜暗急行军与突击火力两门功课组成，时间压缩到二十天。有人担心士气，政工干部挨个排喊话——“你们是‘活下来的种子’，再打一仗，就能把失去的全部挣回来。”

同年夏末，新整编的180师在铁原西侧率先出击，配合炮兵封锁敌退路，24小时夺回三处制高点。战后清点，缴获美制迫击炮28门、轻重机枪70余挺。有人问郑其贵：“这回电台保得住吗？”他抬手拍拍背囊，“两个，一个备份。”短促的笑声在战壕里传开，却没人再提那段惨烈的汉江记忆。
弄清兵力、火力与信息的此消彼长，才能读懂第五次战役的曲折走向。基层部队拼到只剩数排，还要顾全大局；指挥系统一旦断链，优势部队也可能瞬间陷入孤立。志愿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补足短板，再度投入战斗并非偶然，而是对前次失利最务实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