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拿了两万奖金，我只有580。从那以后，车间再没修好过一台机器。经理来找我，我只说了一句，他当场慌了。”
上个月的事。奖金名单贴出来那天，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三遍。徒弟的名字在上面，绩效A，两万。我的名字在下面，C，580。


贴公告栏的人还没走，正在旁边收拾胶带和剪刀。我问了一句：“这个C是什么意思？”他头也没抬：“问你们经理。”
徒弟从茶水间出来，手里端着杯咖啡，看见我站在公告栏前，脚步慢了半拍。“师傅……”他张嘴，我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我回工位收拾了一下抽屉。几个笔记本，两支圆珠笔，还有一块用了三年的鼠标垫，边角已经磨毛了。我把它们整整齐齐码进工具箱，扣上锁扣，放在脚边。


那天下午车间来了一台故障机，德国进口的，屏幕报错代码一串红色。以前这种机器都是我带着徒弟修，三个月前教他怎么判断故障点，怎么换板子，怎么校准。那天徒弟拿着万用表走过去，蹲在机器前面，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把凳子转了个方向，面朝窗户，没动。

窗外是厂区的围墙，墙根底下长着一排没人管的狗尾巴草。我盯着那堆草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其实没想什么大事，就是觉得那580块钱像根鱼刺似的卡在嗓子眼。跟了我三年的徒弟，上手修机器有几斤几两我门儿清，他那些判断故障的路数，哪一步不是我一嘴一嘴喂出来的？连万用表怎么调档位都是我纠正过不下二十遍的。现在倒好，他拿两万，我拿五百八，合着我这二十年工龄就值他一个零头。

有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倚老卖老？我还真不是那个意思。车间里除了那台德国机，还有三台日本机、两条国产线，哪台机器什么脾气、哪个螺丝容易松、哪块电路板爱在潮湿天出问题，全在我脑子里装着。这些玩意儿说明书上不写，培训课里不教，全是这些年蹲在机器底下、蹭了一身油一身汗攒出来的。领导们大概觉得这些东西不值钱，觉得随便拉个人培训三个月就能顶上。行，你们觉得值，那就值吧。

接下来的日子，车间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先是那台日本机无故死机，徒弟照着说明书折腾了两天，换了三块板子，机器该叫唤还是叫唤。后来国产线的传感器集体失灵，徒弟带着两个新来的小伙子挨个排查，忙得满头大汗，最后发现是控制柜里一个电容鼓了包——这个毛病我五年前就遇到过，当时在笔记本上记了整整两页的排查步骤，那本子现在就躺在我工具箱里。我没吭声。不是我小心眼，我就是想看看，没了我这颗“螺丝钉”，这台子到底还能不能唱下去。

经理老周第三天才晃悠过来，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笑得跟没事人似的：“老张，那台德国机还是得你出马，别人整不明白。”我正擦自己的工具箱，头都没抬：“周经理，我绩效是C，按规定只能干C档的活儿。C档人员不能碰A类设备，这不是您贴在公告栏旁边的制度吗？”老周手里的保温杯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僵住了，愣了好几秒。他大概没想到，自己亲手定的规矩，会原封不动砸回自己脚面上。

说老实话，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赌气，是忽然想明白一个理儿：一个地方要是觉得技术不值钱、老师傅不值钱，那它就真的不值钱了。凭什么拿两万的是那个学了三年的徒弟，拿五百八的是那个教了他三年的师傅？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委屈，这是整个车间的账算反了。让会干的人寒了心，让能干的人闭上嘴，那剩下的事情就只有一个结局——谁也不会干，谁也不想干。

后来老周又来找过我两次，一次说给我申请补点奖金，一次说让我带带徒弟把机器修好，绩效的事儿好商量。我只说了一句：“等什么时候车间里的机器都修不好了，您再想想，到底是谁把机器搞坏的。”老周当场就慌了，保温杯盖子都拧反了，水洒了一袖子。他听懂了——机器不是自己坏的，是人心先坏了的。

那台德国机到现在还趴在那儿，屏幕上那串红色代码天天闪，整个车间停产快一礼拜了。徒弟每天拿着万用表在机器跟前转悠，偶尔往我这边瞟一眼，我就是不接那个眼神。说实话我心里也不好受，机器跟了我这么多年，像老伙计一样，看着它趴在那儿我也着急。但这口气不出，往后这车间里就再也没人说公道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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