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考古的双重佐证

传世文献记载：《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等古籍详细记录了夏朝的世系、治水、征伐等关键事件，其中大禹治水、启夺王位、太康失国、少康复国等叙事逻辑完整，且与商周文献中的零星记载相互印证。
考古遗址印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公元前1750-前1500年）与夏朝中晚期时间高度吻合，遗址内发现了宫殿建筑群、青铜礼器作坊、贵族墓葬等，具备早期王朝的都邑特征。此外，山西陶寺遗址、河南新砦遗址等也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间接考古依据。
争议焦点的核心逻辑

文字证据缺失：西方学界以未发现夏朝时期的成熟文字（如甲骨文般的自证性铭文）为由质疑其存在，但商朝甲骨文已具备完整的文字体系，必然有漫长的演化过程，夏朝可能使用了更原始的文字或符号，尚未被识别或出土。
文明形态差异：夏朝处于邦联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过渡阶段，统治模式更接近部落联盟而非成熟王朝，这与后世的统一王朝形态存在差异，可能导致考古遗存的分布和特征与预期不同。
文明延续性的关键环节

夏朝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节点，它确立的世袭制、礼制体系、治水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商周乃至后世的政治文化。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玉璋等器物，可清晰看到与商朝同类器物的传承关系，证明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