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被困美国五年的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一双儿女，在港英人员全程监视下徒步走完罗湖桥，正式踏入祖国土地，这段来之不易的归途，是多年博弈与一家人咬牙坚持换来的结果，也开启了他为国攻坚的后半辈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身在美国任教的钱学森敲定回国计划，收拾妥当随身资料与行李，预定好返程机票，相关举动很快被美国相关部门盯上，美方以扣留身份限制自由的方式，开启长达五年的软禁管控。
 
五年时间里，钱学森和蒋英没有放弃回国的想法，日常被相关人员定点监视出行，外出、通信都要经过美方核查，一家人在受限的环境里守住回国的念头，两个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
 
为突破美方封锁，钱学森借着辗转的渠道，把求助回国的内容写在烟盒纸片上，托亲友转交国内的陈叔通，信件最后送至周恩来总理手中，这份信件成为后续外交交涉的关键凭据。
 
1955年中美开启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拿出这封亲笔信件，同时按照协商方案释放美方被俘飞行员。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美方没法继续编造钱学森不愿归国的说辞，同年八月正式批复准许钱学森一家离开美国境内。
 
获批离境之后，美方刻意告知邮轮只剩三等舱船票，想用舱位条件阻拦行程，钱学森和蒋英没有犹豫，直接敲定三等舱席位，抓紧时间整理数十箱科研书籍与手稿，敲定九月十七日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启程离开洛杉矶。
 
轮船航行途中，美方人员全程跟随盯防，还给出中途不得私自离船的口头警告，船只停靠日本港口时，有人员以防疫为由邀约钱学森下船，被钱学森直接回绝，国内也通过隐蔽渠道发来提醒电报，叮嘱全程不要随便上岸。
 
历经二十多天海上航行，十月八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水域，按照提前商定的接应方案，一行人换乘小船抵达九龙码头，港英当局受美方授意，安排警务人员全程跟随看管，一行人统一排队前往深港交界的罗湖桥。
 
罗湖桥两端分属港英管控区域与深圳地界，桥身不长，沿途有荷枪的港英警员沿路巡查，全程紧盯一行人过桥的一举一动，蒋英一路留心周遭环境，还提前叮嘱身边七岁的钱永刚，留意沿途突发状况，年幼的钱永真走在队伍中间，目光一直朝着深圳一侧张望。
 
走到桥身中段时，孩子率先看见深圳口岸悬挂的五星红旗，口岸一侧提前等候的中科院工作人员朱兆祥，靠着钱学森父亲提前转交的全家福照片辨认来人，钱学森率先认出等候人员，快步上前伸手握手。
 
跨过桥面落地深圳土地的瞬间，一行人结束五年漂泊受阻的归国路程，同行的二十多名留美学者也陆续完成入境手续，蒋英当场从随身手包里拿出海外报刊，报纸版面完整刊登钱学森启程回国的相关报道。
 
当天消息第一时间传回北京，周恩来总理立刻致电聂荣臻，叮嘱妥善安顿钱学森一家的生活与工作事宜，后续陶铸在广州接待宴请一行人，休整几日之后，钱学森带着家人动身前往上海探望亲属，月末抵达北京定居。
 
往后数十年，钱学森扎根国内科研一线，依托自身积累的技术经验牵头相关科研项目，把此前在美国多年积攒的学术成果全部用在祖国建设上。
 
当初艰难跨过罗湖桥的这段路程，成为他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的起点，一家人熬过五年禁锢换来的归国机会，最终转化成助力国内航天与军工领域稳步发展的实际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