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黄有被日军俘虏，面临处决时突然提议带路，竟要带日军进抗联密营
1937年腊月二十三，寒潮压在小兴安岭山脊，夜色与风雪混成一片，树枝冻得噼啪作响。对游击战来说，这种低至零下四十度的天气既是天险，也是利器——只要方向感不差，敌人就会被雪海活活困死。抗联交通站的线路就埋在这片白色荒原里，弹药、药品、情报全靠脚板子一点点蹚出来。黄有把这套路径背得比自家地契还熟。
黄有原先是地主，打小读过几年私塾，家里破败后索性把枪扛到了林子里。外人听说他抗日，总有些惊奇：地主也能当交通员？事实上，东北沦陷后，家底子再厚也保不住，人心第一桩，他早看明白。出身成了枷锁，也成了伪装；日伪那边查户口，还真把他当成“自家人”。

那天清晨，他背着一口布袋往山里赶，袋里只有几包磺胺和一支军用望远镜。傍晚下山时，石场屯却静得可怕，炊烟断在半空，雪地上满是烧焦的梁木和血迹。刘大娘倒在井边，棉袄被火星点得黑红斑驳。黄有握了握她的手，冰凉硬邦。枪声在身后炸开，几名戴着“满洲国”臂章的伪军冲出来，把他按倒在雪里。
押解队伍连夜出发。日本军官用蹩脚的汉语问：“密营在哪？”黄有装作神色恍惚，故意嘟囔：“带我去见队长，我就说。”那汉奸拍胸口保证：“大佐，这人我认识，是附近的大户，怕死的很。”黄有心里冷笑，却低头不语。密林里风吼雪啸，队伍一步一滑，麻鞋很快冻成硬壳。第三天，粮袋见底，士兵咒骂声此起彼伏。黄有趁夜色说：“往西去两道岭，再走半天就能碰到他们。”军官半信半疑，却别无选择，只得拔刀威逼他带路。

西岭是一片原始橡松混交林，地势起伏，最要命的是密匝匝的枯木陷阱。一到夜里，落雪把坑口掩住，脚下稍不留神就跌进冰窟。行至半夜，风向忽换，顶风雪如炮弹砸人脸。日军借着狼灯聚拢，却被雪幕隔成几股。子弹声、日语咒骂声混成一团，林中回荡出怪异回声。趁乱，黄有猛地撞开押他的伪军，刀背砍断腕上的麻绳，顺着积雪最深的暗沟滚了下去。
他在雪地里爬行两昼夜。脚趾早已乌紫，靴底与皮肉冻成一体。密营外，警戒哨差点一枪把他撂倒，幸亏听见他虚弱的嘶吼：“是我——黄有！”夏云杰迎出，见他双脚血肉模糊，急得直跺脚。军医老李剪开棉绑带，霜花里露出溃烂的伤口。老李低声劝：“截肢还能活。”黄有摇头，“腿不要了，我再跑不动，怎么给大伙指路？”话音刚落，人已晕死过去。

密营里没有青霉素，只能用热石和草药维持，断断续续熬到正月初七，黄有高烧不退。临终前，他拉住冯志纲的袖口，声音像风挤过门缝：“西岭那片林子能埋下陷马坑，再来一次，他们还得栽。”话说完，他闭上眼，身体却像冰块一样沉下去。

两日后，冯志纲带了一个小分队摸到西岭。那里散落着一地冰雕般的尸体，枪支冻得发亮。林子里贴着被风撕裂的军令纸，上书“彻底歼灭小兴安岭匪部”。风把纸角卷起，像讥讽。小分队把能用的步枪捡了回去——枪口还带着冰霜，却在手中冒出热气。夏云杰把那口有裂纹的搪瓷茶缸摆在黄有坟前，里面装的是雪水，也是酒。无人说话，风声代替了祭奠。
此后那条被称作“黄有路”的羊肠小道，成为抗联新的隐秘通道。每当夜色降临，战士们踏着嘎吱作响的雪面从他的墓旁掠过，总有人低声一句：“老黄，咱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