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王亚樵像往常一样来到地下女友余婉君的住处。开门后只见屋内一片漆黑，出于职业习惯，便要退出。这时屋里传来余婉君娇滴滴的声音：“九哥，你来摸摸我在哪儿？”
一间黑屋，几声枪响，结束了王亚樵的一生。1936年10月20日，他在广西梧州被军统人员设计杀害。
这个结局并不突然，早在他多次卷入刺杀行动后，追捕他的网就已经越收越紧。只不过，最后让他停下脚步的，不是明晃晃的枪口，而是一句熟悉的软话。

王亚樵一向谨慎。能在上海滩那种复杂地方活下来的人，不可能没有警觉。
进门见屋里没有灯，他本能地想退。可里面传来余婉君的声音，叫的又是“九哥”，这种亲近感让他犹豫了。
人最难防的，往往不是陌生敌人，而是带着旧情走近的人。他的名声不是凭空来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帮会、租界、商界、军政势力搅在一起，明面上是繁华都市，背后却是暗线密布。王亚樵就在这种环境里成名。
他擅长组织人手，也敢把目标指向权势人物，所以“暗杀大王”这个称呼才越传越广。不过，讲王亚樵不能只讲江湖传闻，他确实参与或被认为参与过多起重大刺杀事件，也确实带有强烈反蒋倾向。
1931年前后，他与刺杀宋子文、刺杀蒋介石等行动的传闻紧密相连。许多行动未必都完全成功，但足以让南京方面把他列为危险人物。
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发生爆炸，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后来因伤死亡。执行者是韩国义士尹奉吉。
王亚樵是否具体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不同记述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名字长期与这类抗日行动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在民间留下了复杂评价。真正让南京方面更难安心的，是1935年11月1日的南京刺汪案。
当时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枪手孙凤鸣借记者身份接近会场，向汪精卫开枪。汪精卫身中数枪，伤势严重。
后来许多记述都把这起刺杀行动与王亚樵联系起来，认为他在幕后策划或推动。这件事之后，王亚樵的处境急转直下。
刺杀没有打到原本最想打的人，却让整个高层感到后怕。对戴笠和军统来说，王亚樵不是普通帮会人物，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经验、能调动人手、还敢下死手的危险对象。
这样的人一日不除，谁都难踏实。王亚樵也知道风声不对。
他离开上海，辗转到广西一带藏身。广西离南京权力中心远些，地方环境也更复杂，暂时能给他一点喘息空间。
可他身边的人脉太多，旧部、朋友、女人、仇家，每一条关系都可能被人盯上。
余婉君就是这张网里的关键点，她与王亚樵有旧情，又和余立奎关系密切，余立奎是王亚樵身边的重要人物，后来落到军统手里。军统很清楚，硬抓王亚樵不容易，于是就把主意打到熟人身上。
余婉君被推到了前面，成为诱他现身的人。这种做法最毒的地方，是它不靠硬碰硬，而是利用人性。
王亚樵可以防陌生人，可以换住处，可以躲追兵，却很难完全割断旧情旧义。余婉君开口求见，他未必不怀疑，但他仍然去了。
一个长期在刀口上走的人，最后还是在感情这道门前慢了半拍。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争斗，而是一次提前布置好的围杀。
先用熟人约他，再用黑暗压住判断，再用石灰破坏反应，最后多人开枪收尾。王亚樵身上有枪，也有经验，可这套安排不给他正常反击的机会。
一个靠暗杀成名的人，最终死在别人设计的暗杀里。余婉君后来在许多叙述中都被写成“美人计”的主角，但只用这三个字概括，并不够。
她当然负有责任，因为她把王亚樵引到了死地。可背后真正推动这件事的，是军统的追杀机器，是多年积累的政治仇怨和组织行动。
把所有原因都压到一个女人身上，反而看不清全局。王亚樵死时47岁。
他的一生带着很强的时代烙印：有反抗权势的一面，有抗日色彩的一面，也有江湖帮会和暴力暗杀的一面。不能把他写成单纯的传奇人物，更不能把暗杀包装成痛快故事。
血案就是血案，再有复杂背景，也改变不了它危险的一面。他让人记住，不只是因为胆子大，还因为他站在了一个秩序混乱的年代。
那时很多人相信枪能改变局面，相信一场刺杀能扭转方向。可事实往往更冷，枪声可以制造震动，却很难建立新的秩序。
王亚樵制造过震动，最后也被同样的方式吞没。这一点很值得后来人琢磨，王亚樵最强的是警觉，最弱的也是人情，他能从追捕中逃走，却逃不过熟人的一句召唤。
他在外面防了很多年，最后输在门内，黑屋里那一声“九哥”，比枪声更早一步击中了他，因为它让他相信眼前还有一点旧情可念。王亚樵的结局不是简单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能说完。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只有恶名的江湖人物，而是乱世夹缝里生出的复杂角色。他有胆气，有组织能力，也曾和抗日行动发生联系；但他长期依靠暴力和暗杀，这条路本身就会反噬人。
写他的死，重点不该放在猎奇，而该看到一个规律：当社会失去稳定规则，人就容易把枪当成答案，可枪从来不会只指向别人。王亚樵倒在梧州黑屋里，最深的讽刺就在这里——他熟悉危险，却低估了人心；他擅长设局，最后也死于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