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德深藏身份55年，晚年坦言自己正是朱德口中的那个知名军火大盗！
1938年初春，太行山腹地的窄石屋里，几盏马灯闪着黄光。有人焦急地问：“子弹还剩多少？”另一人低声答：“不到两天的量。”沉默里，司令员忽然抬头，“那位来自东北的高同志，能赶到吗？”几乎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名字上，这就是战场上传得神乎其神的女快枪——高崇德。
她出身辽宁黑山县胡家镇，1904年生。家中兄妹多，土地薄，年纪尚小时，常端着木棍对着树桩比划射击。乡人笑她“疯丫头”，可她偏不改性子。1928年，东北军整训，向农村招收勤务兵。她披件破棉袄跑了十几里路报名，“会不会枪？”“见着鸟就能打落。”考官看她身材瘦小，不信。结果五枪五环，一片哗然。也在那年，她与时任十六旅参谋吕正操订下婚约。两人常在靶场较量，谁输谁刷锅，营里津津乐道。

九一八事变后，家乡很快沦陷。她随部南撤，一路把难民安置在车厢，硬是挤出子弹箱的位置。到达河南新乡时，军粮短缺，军心不稳，她和旅里几名军嫂成立留守处，缝衣治病，还悄悄收罗散兵。就是在这座豫北小镇，她遇见了被称作“王先生”的地下党员。那人递上一册《陶罗斯上前线》，细声劝道：“北方陷落，真正保家卫国的路子在这里。”几夜长谈，她决意暗中加入输送军火的隐秘网络。

抗战打到最吃紧的1937—1939年，国共表面联合，暗地角力。正规渠道封锁，八路军缺械如渴。高崇德靠着军官家属身份，能自由出入多处弹药库。她先对守库连长笑言：“弟兄想练枪法，借点子弹成不？”随后再用自掏腰包的绸布、罐头作“人情”。一回“借”出两箱捷克轻机枪，夜里就由她组织的马帮悄悄运往渭北。一次三百里急行，冷雨如刀，战马失蹄滚下坡，她用绑腿裹住血掌，硬是把枪托拖到指定地点。驻防连长等了整夜，见她现身，握住她的肩膀只说一句：“子弹到，心就定。”那一刻的笑，比枪口的火舌还亮。
危险随之逼近。1940年秋，国民党保安团清点库房，赫然发现缺枪缺弹。消息层层上报，通缉令贴满街头。预备三师奉命合围新乡，一时间人心惶惶。她带着仅余的十几号弟兄突围，被乱枪击中腰侧。鲜血染红棉袄，她仍握枪掩护，连击七发才倒下。深夜，八路军交通员挑灯护送，翻山越岭六昼夜，把她送进延安边区医院。那年她36岁，昏迷不醒。朱德前来探视，望着病床上的她说：“这样的兵，敌人守不住，咱得守住。”护士悄悄把这句话记进了日记。

手术取出的弹片如鸽蛋大小，医生摇头称奇。康复后，她却再难回前沿，只能在根据地整理物资账册。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接续，她参与过的线路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名字被故意淡化。1949年建国，她的身份列入机要档案；1950年，旧伤复发，转入沈阳陆军总医院。彼时她已46岁，体内再也不能承受寒霜与战创。1953年出院时，组织安排她进入辽宁省政府干休所，嘱咐“养好身体，即是对革命最大贡献”。
干休所的日子平淡到令人忘记时间。清晨听《东方红》，午后给院里老同志缝棉鞋，偶尔拿起旧步枪，默默抚摸枪栓。人们只知她姓高，是位面容和蔼的老太太，从不夸功。直到1995年，军史部门汇编《东北抗战人物志》，在尘封卷宗里翻出她的密档：数十次长途运送，火炮近百门，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子弹以吨计。整理人员难以置信，再三核对编号，方敢确认。

消息传到干休所，年轻军史员带着敬意前来请教。老人听完来意，摆手：“那些装备不算我的，本来就该给前线。”他追问细节，她只淡淡回忆片刻，轻声道：“打枪也好，骑马也好，总有人得去做。别只写我一人，多写写那些倒在路上的弟兄。”随即合上泛黄的小册子，眼神投向窗外榆树，春风掠过，落了一地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