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正陷入最晦暗的时刻，蒋百里在汉口《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长文，开篇便讲：“日本人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可怜的邻居。”
蒋百里对日本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并非出于道德谴责，而是他看透了日本人在精神上的弱点。

蒋百里剖析日本人的第一刀，直指其精神的核心——空虚。
他写道：“日本人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哲学，没有独创的宗教，连文字都是从中国借来的。”这不是苛评，而是事实。古代日本全面导入汉字、儒学和佛教，连律令制度都照搬唐制；近代又毫无过渡地从汉学转向洋学，“脱亚入欧”本质上不过是换了一位模仿的对象。
蒋百里将这种民族性总结为“拟态”，一种类似昆虫为生存而改变体色的本能，却始终没有长出自己的骨骼。这种精神上的无根状态，导致日本极度在意他者的眼光，明治维新后那种狂暴的西化冲动与战时“大和魂”的疯狂膨胀，不过是同一枚自卑硬币的两个面。蒋百里冷冰冰地断言：日本一切精神姿态的剧烈摇摆，根源就在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镇静剂”。

因为空虚，就国民性格而言，日本人基本都是“悲观的乐天派”。
蒋百里的原话极其精到：“日本人是一种悲观的乐天派，因为命运太不可靠，所以干脆狂欢至死。”这是从地理深处生长出来的情绪，列岛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资源匮乏，死亡随时会以海啸、地震或饥荒的形式骤降，这使得“物哀”美学和武士道不怕死的训诫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蒋百里又尖锐地指出，日本人的乐天不是真正的达观，而是“绝望的宣泄”，是一种不敢深想、用行动麻醉思考的精神机制。
他举了一个极精准的例子：日本人最怕“静”，静下来就会想，想多了就会发疯，所以二战末期才会出现“神风特攻”和“一亿玉碎”的集体谵妄，那种看似壮烈的牺牲精神，本质上“不过是精神缺氧状态下的痉挛”。一个不敢面对深渊的民族，只能用一次次暴烈的发作来逃避深渊。

在此基础上，蒋百里再进一步，将观察推进到日本人性格中最让人困惑的二元分裂：风情与杀气的混合。
他留下了一段极为经典的评语：“一面落花如雪，一面刀光剑影；他们用最温柔的动作沏茶，却能用最残暴的手段杀人。”
茶道、花道、俳句所追求的极致宁静，与战场上虐杀俘虏、平民的极致残忍，并非两个日本的矛盾，而是同一个精神内核的两端，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因为内在缺乏稳固的价值坐标，情感与行为便失去了统一的节制，一端做得越纤细，另一端就越可能滑向野蛮。

把镜头拉远，日本人性格的弱点必然投射到战略层面，蒋百里在《国防论》和这篇文章中反复讲了一句被后来战史验证的经典判词：“日本有战术，无战略。”
他认为日本人极度擅长临摹和突击，甲午战争先发制人，日俄战争的偷袭旅顺口，珍珠港的战术完美，都是这种能力的表现，但一旦进入需要宏观运筹的持久格局，立刻暴露出全局思考能力的短缺。
他剖析这种战略短视的文化基因：“日本人只知道‘时机’，不知道‘时代’。”他们能把一个节点的得失计算到极致，却总是错判整个时代的流向。
侵华战争妄想“三月亡华”，陷入泥潭后又追加赌注偷袭珍珠港，每一步战术胜利都在为战略总崩溃积蓄势能。这种“战术精明、战略盲动”的背后，是精神上缺乏穷根究底的哲学习惯，只能靠即时反馈生存，一旦延迟满足，整个国家机器就会陷入焦躁。

蒋百里认为，更深一层的病灶，藏在日本人爱国情绪的内分泌系统里——“日本人的爱国心，其动机不在爱，而在憎。”
蒋百里把这种爱国称之为“复仇的爱国”，因为自卑，所以拼命要强，因为被西洋炮舰羞辱，所以要把耻辱加倍转嫁给亚洲邻国。这样的精神动力装置启动极快，爆发力惊人，但致命缺陷是无法收束。恨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反噬，整个民族的精神方向就会完全脱轨。日本战败后迅速从“鬼畜英美”转向对美依附，看似极度柔顺，其实不过是同一套恨意机制的反面。
蒋百里因而断言：一个无法与亚洲真正和解的日本，结局必然自焚。

在对日本人日常肌理的分析里，蒋百里也有深刻剖析。
他指出，日本社会有着极端精致的秩序感，从鞠躬的角度到澡堂的规矩都一丝不苟，但是“这种秩序是缝在衣服上的，脱了衣服就没有任何约束。”
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社会依靠的是外部的“耻”而不是内心的“罪”，只要失去外部监督或者得到集体权威的许可，个体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做出骇人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战期间，平日温良的士兵会变成野兽，战后却能一夜之间对占领军笑脸相迎。
蒋百里并不觉得这是灵活性，而称之为“没有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是精神构造中缺乏个体化基点的明证。

将所有这些弱点汇聚到一处，蒋百里最终得出了一个具有预言意味的结论：“日本已经自杀了，不过肉体还活着。”
他那句流传最广的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呼应。
在当下，蒋百里之论仍是不过时的武器——面对一个精神构造如此不稳的对手，任何中途妥协都只会换来更猛烈的下次发作，只有让它彻底撞碎在自己的逻辑里，毒（瘤）才算真正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