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穷农户的女儿，兜里一分钱没有，骑一头借来的毛驴去县衙告状。搁现在这叫行为艺术，搁一百年前这叫找死。

但杨三娥去了。不是因为她胆子大，是因为她二姐死了。

高家报丧说是血崩症，急病，人没了。杨三娥到了高家，看见二姐左手中指缠着布条，嘴角有血迹，身子底下垫着白石灰。她想掀开衣裳看看，高家人把她拦住了。当天就下了葬，什么都没留。

后来庙会上有人蹲在路边说了一嘴：那天晚上有人起来上厕所，听见高家那边哭喊了好一阵子。就这一句话，没有第二个人证，没有物证，什么都没有。杨三娥就凭着这句话，要告状。

写状子的人给她出主意，把年龄改小两岁。为什么？因为十七岁的大姑娘随时可能嫁人，嫁了人就没资格告状了。这不是骗人，是规矩逼出来的。你一个没嫁人的丫头片子，在法律上还算个“人”，嫁了人就是夫家的附属品，连告状的权利都没有了。所以必须改小，多争取两年时间。

状子递进去，县衙那个姓牛的审判官乐了。高家早把银子送过来了，一千块大洋。一千块什么概念？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三四十斤大米，够一个壮劳力吃一个月的。高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杨三娥三次上堂，三次被撵出来。第三次她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说不开棺验尸就死在大堂上。姓牛的怕出人命，勉强把高占英传到堂上走了个过场，又把案子压下去了。

高家派人来谈和解。二十亩地，一头牛，再给杨母买个丫鬟伺候。一个雇农家庭，几辈子也攒不下二十亩地。村里人都说，答应了吧，闹不过人家的。杨三娥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姑娘心里清楚，她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她唯一的武器就是这件事还没完。只要她不松口，这件事就翻不了篇。

后来她去了天津。本家每户捐了一块大洋，外姓人也凑了钱。她找到了天津高等检察厅的杨以德。这个人外号“杨梆子”，手里握着军警大权，跟滦县那个姓牛的背后的靠山本来就水火不容。杨三娥的状子送到他手里，他眼睛一亮——这不是一桩命案，这是一把刀，可以捅进对手肋骨缝里的刀。

杨以德亲自去滦县微服私访，找到了高家的邻居。那人说，那天晚上起来上厕所，趴墙头看见了院子里的事。

开棺那天，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来了。棺材撬开，尸体烂得不成样子，但刀痕清清楚楚。仵作验到下身的时候想收手，杨三娥冲上去跟他吵，非要接着验。结果从尸体下身取出了一把尖刀。

高占英当场腿软了。

第二年秋天，高占英在天津被绞死。杨三娥和哥哥一直守在天津，哥哥在一家牛奶厂打工，每月挣四块大洋，就这么熬着，亲眼看到凶手断了气才回家。

这个案子后来被编成了评剧。戏里给高占英加了大嫂做姘头，加了村医做帮凶，热闹是热闹了，但冤枉了人。真实的大嫂那年已经五十多岁，老实本分，跟这事没有半点关系。村医高拐子更是背了九十年的黑锅。高家人去砸戏园子，把编剧打伤了，但戏一直唱到了今天。

杨三娥活了八十三岁。她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事，就是十六岁那年，兜里没一分钱，骑一头借来的毛驴，走了一条所有人都不看好的路，并且走通了。

那些替高家说话的，那些劝她拿二十亩地和解的，那些说她一个丫头片子翻不了天的——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