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后来虽有重新审视与平反，但有一个核心事实无法抹去：1943年潘汉年的确私自见了汪精卫，且向组织隐瞒了12年，直到1955年才主动坦白。
 
潘汉年案在八十年代经过中央多部门复核完成平反，官方文件明确撤销当年内奸的定罪结论，纠正此前错误处置。
 
但1943年南京会晤汪精卫、长期隐瞒不报这件客观史实，在历次档案核查与党史梳理中都被确认留存，不会随着案件平反被抹去。
 
1943年春季，华中局根据前线情报需求，由饶漱石安排潘汉年前往上海沦陷区，对接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打探日伪筹备针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的相关部署，这次外出任务经过组织批准，行动目标清晰局限在情报对接范畴。
 
潘汉年抵达上海后通过联络人胡均鹤寻找李士群，对方接连辗转苏州、南京两地，几番奔波后潘汉年落脚南京旅馆，期间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偶然与其碰面，这段偶遇细节被当事人留存回忆资料，收录进后续案件复查卷宗。
 
等到李士群现身住处，临时提出带潘汉年面见汪精卫，事发仓促，身处汪伪管控的南京城内，潘汉年没办法即时向淮北根据地的华中局发电请示。
 
权衡之后随同对方前往汪伪官邸完成会面，整场交谈没有签署协议、没有做出任何出卖组织的承诺。
 
潘汉年在谈话里守住我方抗战立场，没有泄露党组织机密，事后也没有继续和汪精卫保持往来，相关内容都记录在潘汉年1955年亲笔书写的交代材料中。
 
返回根据地之后，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外勤工作时，只说明联络李士群获取情报的过程，刻意省略会晤汪精卫的关键情节，自此开启长达十二年的隐瞒阶段。
 
他事后自述隐瞒缘由，是顾虑隐蔽战线多条潜伏情报线依附汪伪相关人脉，担心此事上报后打乱现有情报布局，也害怕无法解释清楚会面细节引来组织怀疑。
 
从1943年到1955年，国内局势历经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潘汉年先后在香港统战、上海市政建设等岗位任职，期间数次整风审干、干部履历核查，他始终没有主动向上级提起当年南京的会面。
 
1954年饶漱石问题被立案审查，曾协助潘汉年对接汪伪人员的胡均鹤被捕关押，上海公安系统的扬帆也被隔离审查，一连串关联事件让潘汉年意识到陈年旧事很难继续隐藏。
 
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中央在会议期间明确要求高级干部主动交代个人历史遗留疑难问题。
 
会议结束次日，潘汉年找到时任上海市领导的陈毅，完整陈述1943年私自会见汪精卫的全部经过，附上书面材料，请陈毅代为转交中央，至此隐瞒十二年的史实正式向组织披露。
 
这次坦白直接推动潘汉年被立案审查，之后多年身陷牢狱，直至1977年离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陈云多次提议推动下，公安部、中纪委牵头调取全案卷宗，翻阅中央档案馆存档电报，走访夏衍、刘晓等多名同期共事的地下党老同志，逐一核验当年各项指控证据。
 
查证潘汉年主持的各地地下党组织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全程完好存续，没有因这次会面出现组织泄密、人员叛变的情况，原内奸罪名缺少事实支撑。
 
1982年中央下发正式平反文件，纠正错判、恢复潘汉年党籍与名誉，同时官方文件客观写明，案件平反不等于抹去私自会面且长期瞒报的事实。
 
隐瞒不报违背当时组织汇报制度，属于个人工作过错，这一结论被收录在党史研究资料当中，成为梳理隐蔽战线历史的固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