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通讯员，晚年却没法认定身份，为证红军身份，他在最高检门外蹲守三天三夜，拦下检察长黄火青的轿车唱了一首歌，让黄火青含泪回敬军礼！他就是肖成佳。

主要信源：（新浪网——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

1979年，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一个瘦高的老人来回踱步。

怀里紧紧揣着一个破布包，门卫第三次劝他离开时，他只是蹲在台阶上，盯着进出车辆的车牌号发呆。

这个叫肖成佳的江西老汉，已经在门口守了三天。

他卖了两头小猪凑了八十块钱，坐了三天两夜绿皮火车，就为了找一个人。

他找的是黄火青。

报纸上刚登出消息，这位当年的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成了最高检检察长。

肖成佳认得这张脸。

45年前，在贵州娄山关的山道上，黄火青把一支加强排交给他，说“带他们埋伏，打掉援敌”。

那时他20出头，是宣传队的骨干，从没正经带过兵。

他带着战士们在荆棘丛里趴了十几个小时，等黔军的队伍晃悠进伏击圈，一声令下，子弹像雨点般砸过去。

战斗结束时，他才发现右手被弹片削伤，血顺着袖管往下淌。

更早些时候，他在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队长。

宁都暴动后，部队需要识字的人写标语、演活报剧。

他会唱会跳，能把“打土豪分田地”编成顺口溜，老乡们爱听。

黄火青常来看他们排练，有次教大家唱一首苏联歌，用中文标了俄文发音，叫《杜娘歌》。

他学得认真，调子记了几十年。

1936年秋天，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跟着西路军渡过黄河。

在甘肃古浪，仗打得惨烈，马家军的骑兵像潮水般涌上来，城外工事被飞机炸平，伤员一批批倒下。

他被子弹打穿了腿，昏迷在死人堆里。

卫生员把他背出来时，伤口已经化脓。

转移到青海一个小村子，刚歇口气，马家军骑兵又围了上来。

刀架在脖子上，他撑着身子站起来，说国共正在合作抗日，杀俘虏没法跟蒋委员长交代。

六十多个伤员因此活了下来，可他们没被放回八路军，而是被遣散回乡。

回到江西泰和老家，村里人看他空着手回来，说他是逃兵。

土改时，家里被划成中农，后来又扣上地主帽子。

他拿出珍藏的红军胸章，没人信。

干部说：“有证明吗？

档案呢？”

他拿不出来。

那些年，他挨过批斗，被关过牛棚，锄头柄都摸得发亮，可“红军”两个字，像刻在心里的疤，揭不开。

1978年冬天，广播里传出黄火青的名字。

他听到手一抖，老伴劝他别瞎折腾，那么大岁数，路又远。

他没吭声，第二天就去县城打听了车次。

八十块钱缝在内衣里，干粮装在布包里，他上路了。

北京比他想的大得多。

他问了半天才找到最高检门口。

门卫客气但坚决：“没预约，不能进。”

他就在对面马路边蹲着，看车子进进出出。

有人给他出主意：“见车就拦，拦到首长车就有戏。”

他试了几次，腿脚不利索，车开得快，根本靠近不了。

第四天早上，他捂着肚子凑到哨兵跟前，说肚子疼得厉害，想借个厕所。

哨兵犹豫了一下，放他进去了。

办公楼里暖气很足，他刚在走廊站定，一个工作人员过来问找谁。

他说找黄火青检察长。

对方打量他半天，把他领进一间办公室。

黄火青坐在办公桌后，头发花白，眼神锐利。

他喊了声“老首长”，黄火青没认出来。

他赶紧说：“我是红九军团七团的肖成佳，当年您教过我唱《杜娘歌》。”

黄火青眉头动了动，问：“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他清了清嗓子，用沙哑的嗓子哼起来。

调子歪歪扭扭，可每个音节都对。

黄火青听着听着，眼眶红了。

他想起遵义以北的山坡，一群小战士蹲在地上，用汉字注音学俄文歌。

眼前这个佝偻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演《花机关》话剧的主角，戏里他举着道具冲锋枪，喊得全场沸腾。

黄火青当场写了证明，盖上公章。

临走时塞给他三十块钱和三十斤粮票。

回到泰和县，这份证明像钥匙，打开了他封存几十年的身份。

县里派人调查，核对了西路军幸存者名单，确认了他的经历。

老红军的待遇落实了，每月有补助，门口钉了“光荣军属”的牌子。

可党员身份始终没恢复，当年的入党档案，早就在战火里丢了。

他不在乎待遇。

拿到证明那天，他穿上黄火青送的军装，站在村口，对着远山敬了个礼。

风拂过他花白的头发，他想起古浪城头的硝烟，想起娄山关的伏击，想起那些死在身边的战友。

他们没机会回来，他得替他们活着，替他们证明。

后来有记者问他，这么大岁数折腾图啥。

他沉默半晌，说：“我不是为自己。

我是怕哪天我死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再也没人记得名字了。”

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规模清理红军失散人员档案。

民政部、军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核实西路军幸存者身份。

肖成佳的材料被送到兰州军区，与当年西路军的作战记录对照。

研究人员发现，1936年11月古浪战役的伤员名单里，确实有他的名字。

这份档案，补全了他身份的最后一块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