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没有子女和财产，他逝世后，从医院到八宝山，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灵车却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不是因为路堵，而是因为沿途的百姓太多了，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他就是周恩来！

主要信源：（人民网——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

1976年1月的北京，寒风卷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150多面国旗，在那一天齐刷刷降下半旗。

这不是某个国家元首的葬礼，而是为了悼念中国的一位总理。

按照规矩，只有成员国元首逝世才会降半旗，可这一次，联合国破了例。

后来有代表不服气，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只说了两句话。

全场便再无人吭声：这位总理在位26年，名下没有一分钱存款，死后没有留下一块墓地，连亲生骨肉都没有。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时间倒回1910年的奉天学堂。

12岁的少年站在教室里，当被问及为何读书时，周围的同学说着“发财”“做官”“光宗耀祖”，唯有他平静地吐出六个字：“为中华之崛起。”

没人知道，这个孩子的世界里早已没了父母的影子，8岁丧母，10岁养母离世，他带着两个弟弟在动荡里挣扎着活下去。

后来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的阁楼里啃硬面包，把马克思主义的书页翻得卷了边。

1921年春天，他在异国他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苏北的私塾先生之子，变成了要把旧世界掀翻的革命者。

1927年的上海，空气里飘着血腥味。

“四一二”政变的屠刀架在共产党人脖子上，周恩来没躲。

他策划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后来又钻进上海的弄堂，组建“中央特科”。

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情报机构，他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换名字、搬住处，把命系在裤腰带上。

西安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把蒋介石扣了，各方势力乱成一锅粥。

周恩来临危受命飞过去，面对的是曾对自己人下死手的仇敌。

可他清楚，民族大义比个人恩怨重千斤，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给抗战留住了最后一线生机。

新中国成立那天，周恩来站上天安门城楼，成了这个国家的大管家。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他外交生涯里最险的一仗。

会前“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11个同胞遇难，是特务专门冲他来的。

北京劝他别去，他只说：“值得。”

4月17日专机落地，29个国家的代表等着看他笑话。

第一天会议上，亲美代表轮番攻击中国，轮到他发言时，他丢了讲稿，只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

接着提出“求同存异”四个字，18分钟的讲话让台下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纷纷起立鼓掌。

美国记者后来写：“周恩来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他当总理26年，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万隆会议7天，他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

1954年访问加纳，当地刚发生刺杀阴谋，他坚持按原计划去。

访问结束那天，他特意给服务代表团的普通工人办宴会，挨个敬酒。

他的工资全部上交，和邓颖超的积蓄加起来只有5100元。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死后连骨灰都没留，撒进了祖国的江河山川。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

飞机舷梯上，尼克松快步走下来，主动伸出手。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咱们25年没有交往了。”

这一握，让中美关系破冰。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在他面前，我显得粗俗。”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见过他后说：“与他相比，我们简直是野蛮人。”

美国记者说他是最难对付的政治家，可在日内瓦会议上。

他能把一支被美国记者嘲讽的派克钢笔，轻轻说成是“朝鲜朋友送的抗美战利品”，让对方哑口无言。

1972年，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

医生让他立刻住院，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从确诊到去世的4年里，他做了13次手术，会见了60多位外宾。

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他瘦得脱了相，插满管子的手还在抖，却坚持把话说完。

1976年1月7日深夜，他醒来看见医生吴阶平守在床边，第一句话是：“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吧，他们更需要你们。”

第二天上午9点57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月11日，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往八宝山。

长安街两侧站满了人，从医院到八宝山十几里路，黑压压的全是自发来的群众。

有白发老人捧着纸扎的白花，有母亲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有穿着工装的工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

灵车走得很慢，哭声盖过了所有的汽车喇叭。

一个孩子的哭声撕心裂肺：“周爷爷，您不能走啊！”

那天的风特别冷，可没人愿意离开。

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甚至那些曾经和中国对立的国家，都降下了半旗。

他没有子女，却把全中国的孩子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没给家里留一分钱，却给国家攒下了尊严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