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黄克诚在湖南任职时发现一干部竟是井冈山时期老兵，最终审查后被执行枪决
1950年初春，湘江水位上涨，浑浊的河面映着熙攘的码头，却掩不住城里夜夜响起的零星枪声。长沙刚从战火里脱身，土匪与惯匪仍在山间游荡，流言和惶恐像湿雾一样笼罩街巷。中央决定调来一位“硬骨头”坐镇——黄克诚，井冈山老红军，彼时47岁。毛泽东叮嘱他：“湖南要稳，干部得硬，狠茬子一个不能漏。”黄克诚点头，默记于心。
到任第三周，省委组织部送来一叠名单，请他审阅新进干部的背景。黄克诚翻到“彭祜”二字时，手指微顿。这个名字将他拉回15年前。1935年5月8日，闽西大田紫山，弹雨如织。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科长的彭祜突然主张“保存实力”，当晚带人越过封锁投向国民党，留下被围困的同志苦战——那一役，赣江游击队折损近半。

钟循仁后来回忆：“他嚷着‘再打下去都是死路’，还拔枪威胁不从者。”这段往事黄克诚刻骨铭心。长征途中缺衣少粮，叛徒的危害远甚敌军子弹。日后，彭祜在江西、福建一路为敌军充当向导，1941年正式登记为国民党军官，专事抄截红色交通线。抗战胜利后，他更借着“起义”幌子，混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湖南解放时，省府人手奇缺，彭祜摇身一变，自报“老红军”身份，被安排进民政厅负责接管救济。表面看来，他措辞得体、行事周到，甚至还穿着早年缝制的灰布军装，胸前别着褪色的八一徽章。多数同事信以为真，只有负责保卫的李参谋常嘀咕：“这人说话总绕着弯，像怕踩到什么线。”

黄克诚细查后，悄悄召见公安厅长。“把他的档案同中央保存的红四军花名册核一核，”他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凡是叛徒，没有特赦令，一个也别放过。” 当晚，侦察员调出陈年卷宗，发现彭祜在国民党情报处留有完整履历，且仍与逃亡台湾的旧部保持电台联系。
凌晨时分，彭祜被带到审讯室。灯光雪亮，他昂着头辩解：“我早就脱离那边，何罪之有？”专案组摆出电报译稿，他脸色骤变，低声嘀咕：“早知道他会来湖南……”黄克诚走进屋，径直问：“你记得紫山的夜吗？”沉默良久，彭祜垂下双肩：“是我对不起那些兄弟。”

案卷呈报中央，依照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和1952年《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953年春终审维持死刑。行刑那天，长沙郊外细雨迷蒙。看守所里，有人问他最后心愿，彭祜只说一句：“给我一支菖蒲叶，想起井冈山的味道。”未等送到，枪声响起。
同年秋，湖南全省清剿土匪基本结束，县城夜晚的宵禁缩短到两小时。黄克诚在省委会议上指出，地方秩序恢复靠两条：一是打掉明火执仗的“山大王”，二是铲除潜伏在政权肌理中的暗线。有人感慨：“外敌易御，内鬼难防。”这话虽重，却道出建国之初的深刻教训。

彭祜的结局敲响了警钟：战场上失去的可以夺回，忠诚一旦塌方便难以修复。中央随后在各省推广审干制度，要求凡涉重大嫌疑者必须三方调查、两级审批，既防冤错，也绝漏网。湖南的经验证明，识人不只看履历，更要看风雨中的选择。
1954年初，一份关于整顿成果的报告送到中央，开头一句写道：“湖南城乡交通已可夜行。”字数不多，却胜过繁复论证。不同命运已成定局：黄克诚继续主持军政要务，而彭祜的名字永远停留在档案的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