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陈锡联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表示自己依然愿意奔赴前线！
1999年5月8日深夜，电视机里传出“贝尔格莱德遭空袭”的快讯，病榻上的陈锡联猛地坐直，声音嘶哑却坚定：“炸的是主权，也是尊严。”警卫员劝他休息，他摆手，“我还能上前线。”这一幕，被旁人悄悄记在了日记里。
这位85岁的老人，当年靠一身土布棉衣闯入枪林弹雨。14岁那年，他从湖北黄安的山坳里步行两天，到红军游击队报到，理由极简单——“不想再挨饿，也不想让人欺负。”没人想到，这个瘦小少年未来会把火炮阵地铺到鸭绿江畔。

川陕苏区的冬夜冷得咬骨头，枪声与饥饿一起围着新兵转。火峰山阻击战里，他被一颗流弹擦破左颊，血痕至死未退。有人取笑他“脸上开了花”，他回一句，“只要阵地不开花就行。”几句玩笑，把恐惧驱散了一半。
1937年10月10日的阳明堡夜色漆黑，陈锡联带着先遣队匍匐到日军机场机棚边。侦察兵报告：“敌机二十余架，巡逻松散。”他只说了四个字：“闷头干它。”霎时手榴弹、爆破筒接连作响，火光映红天空。24架敌机化为焦壳，忻口正面战场的压力骤减，八路军外围部队得以喘息。自此，他被战友称作“八路军里的赵子龙”，却也留下胸口轻微贯通伤，咳嗽时仍会作痛。
抗战结束没多久，淮海战役打响。宿县守军负隅顽抗，城内街巷狭窄，坦克难进。陈锡联让工兵把缴获的“山炮”推上土台，每两门互为射界，拆墙打巷，三昼夜抹平火力点。一名参谋惊叹：“这哪是山炮，简直成了推土机。”他却只关心弹药补给表是否再添红圈。战役结束，中央野战军东南方向攻击线由此打开。

新中国成立后，坦白说，炮兵底子薄得可怜。1950年8月，他受命组建炮兵司令部，初到仓库只见俄式旧管、伪军遗留的山炮与零散弹药混堆一角。陈锡联对参谋们说：“好钢也需好匠，先把学校办起来再谈打仗。”半年后，第一期炮兵技术训练班开课，苏联顾问带着译员讲授射表和火控。他白天跑靶场，夜里在油灯下抄译《野战炮兵分队作业》。十个月里，学员能用俄文标尺也能用算盘心算弹道。
朝鲜战场检验了这套体系。1952年上甘岭，志愿军炮兵把美军前沿挖成月球表面。美军观测报告惊呼“火网密度前所未见”。战后统计，志愿军平均每百枚炮弹便有三成直接命中工事，远高于先前。火炮默默支撑住制高点，也让陈锡联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桌外赢得“一声闷雷”的外号。

1959年，他调往沈阳军区。那时中苏关系已露波澜，东北边境战备被提到高位。陈锡联把地图铺在桌上，先画三条纵深交通线，再点出若干火力圈；工程兵、铁路兵、地方建设局被拧成一股绳，半年内完成三百余公里应急军用公路。酒泉导弹试验靶场前期勘察，也是从沈阳军区抽人手去配合。美国情报档案后来证实，1960年代初在东北方向的“突发态势”演练次数陡增，可见部署效果不小。
1975年，他进入国务院任副总理，军队出身的他却要处理一堆经济口袋账。开会时常见他把财政文件和战役地图摞在一起翻看，同僚笑问：“这可不是战场。”他抬头答：“可也得打赢，输不起。”就是这种思路，让部分军工厂率先尝试民品转产，缓解了当时的钢材紧缺。

回到开头那晚，陈锡联听完南联盟的电台报道后长叹一声：“炮声远了，人心不能远。”凌晨两点，他示意关掉电视，翻身躺下。6月10日清晨，他在安静中离去，距那场空袭只过去一个月零两天。
他的遗像摆在简朴的灵堂，桌前无花圈堆叠，只见一面擦得泛光的八一军旗。警卫员对来吊唁的老战友轻声说：“首长先走一步，可计划书里还有他的批示呢。”那批关于炮兵信息化改造的意见，后来成为具体方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