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展现出独特的外交眼光，面对西洋来访，引导他们进入经济领域，实现共赢发展
1568年秋，福建水师在铜山洋追击一股倭寇时遭遇反扑，提督俞大猷被迫撤回厦门。紧随而来的，是数十艘悬挂十字旗的葡萄牙船只，它们炮口外翻，却迟迟没有开火。就在这一胶着的傍晚，俞大猷上船与对方交涉，为后来一场跨洋合作埋下伏笔。
“若协助清剿，诸位可在澳门安心经商。”俞大猷端茶示意。葡萄牙船长低声回道：“我们要的只是公平贸易，不愿做海盗的帮凶。”几句短短的对话，折射出彼此对安全与利益的共同关切，也触动了京师内阁的神经。

第二年，奏疏飞抵北京城。张居正在读奏折：“海上贼患不除，沿海税课无从保障，放他们在岸、管他们在港，或是一举两得。”在旁的兵部官员担忧外夷滋事，张居正却盯着册页上密密麻麻的银两数字，显然更在意财政缺口。海盗横行、私贩猖獗，加之多年禁海造成的走私暗涌，使得朝廷对“开海”不得不重新评估。
隆庆帝自1567年即位后，已下令松绑海禁，但真正让政策落地的是制度设计。张居正注意到，仅以诏令开放，既守不住主权，也收不到税银；必须让外商“自愿受管”，才能在沿海形成可控的贸易生态。于是，澳门被选作试验田。葡人被限定居留半岛一隅，不许筑城墙，不许扩张土地，却可按期驶往广州交易。每年分春、秋两季入市，卸货、缴税、离港，流程写进《广东市舶章程》，在海关一一备案。
为了防止阳奉阴违，张居正增设“澳门驻守官”，轮调广东卫所精兵百人驻点。倘若外船擅自离泊，闸口铁链便可迅速封港。葡商对此心知肚明：守规矩，就能换取瓷器、生丝与茶叶；违规，则连同货船一道被扣在港口风吹日晒。

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势力从吕宋北上试探。广州督饷官翻看账簿后发现，若再扩充一次市期，国库可增收白银数十万两。张居正抓住这个筹码，允许西班牙货船在“定税、定港、定时”原则下进入长洲水道，并借机要求其舰队协同剿杀盘踞在珠江口的红毛海盗。军事压力与经济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外商在内地活动空间虽被严格限定，却也首次享受到制度化保护。
剿盗见效后，沿海织造作坊重开机杼，福建、浙江的廪储得以补充，朝廷财政出现难得的盈余。有人质疑，“外教乘机而入”，但张居正并未一味排斥。1579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他带来的并非火炮，而是天文仪器和几部《几何原本》译稿。张居正没有放行传教，却默许天文历法交流，“彼善测星度，可佐太史局修订历算”；一句批示，将文化交流与实用技术清楚区分，既守住礼制，也为后来的西学东渐打开缝隙。

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在设计广州市舶征税时，将厘金按吨位折算，首次引入“船吨税”概念。他深知若继续征收百分比关税，官员与商人勾结的灰色空间太大，按吨核征既简单又减少舞弊。此举为后世的关税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葡萄牙人得到商机，明廷赢得税银，沿海百姓暂享安宁；表面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暗含多重制衡。外商每进一次港，须缴“三书一照”——商书、货书、税书与督照，四者缺一不可。澳门驻守官握有最后签发权，使任何越轨企图都难以成形。与此同时，广东巡抚掌握军权，一旦出现摩擦，可即刻封锁内河航道，把风险压缩在港湾之外。

张居正卒于1582年，开海政策却并未随人事更迭而终止。澳门模式、广州市舶章程、船吨税三位一体，成为晚明对外贸易的骨架；日后东林党人与宦官交替执政，对这些制度虽有微调，却始终未敢轻易废止。原因无他——财政、海防、文化三条线被捆在了一张网里，抽走任何一根绳索，沿海局面都将再度失衡。
从俞大猷与葡萄牙船长那场短暂的茶叙，到利玛窦手捧《几何原本》踏进南薰门，不过十余年。张居正在这段时间里把外来力量引导进可计量、可监管、可合作的经济领域，让“夷务”变成“财务”，再将“财务”反哺“军务”与“学务”。他没有彻底拆掉国门，也没有简单回到闭关自守，而是在开与锁之间，留下一道可进可退的闸口。后人或许各有评说，但沿海留下的那一串相互牵制的规矩，足以说明明廷在风云诡谲的海上世界里，并非被动受潮，而是一手握锁，一手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