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曾任副总理，晚年时提醒自己的儿女们：经商之事千万不要参与，这是什么原因呢？
1941年初的晋西高原，夜色把前沿阵地压得愈发低矮。临时参谋会结束后，几位干部在暗淡的油灯下议论该不该把家属向后转移。耿飚没多话，他把两岁女儿轻轻放进用羊皮缝成的口袋，塞进战壕的侧壁——那是离火力最远的角落。枪声响起时，羊皮袋轻轻晃动，孩子并不哭闹，像被荒凉山谷收进了怀里。

清点队伍准备转移的号角刚吹响，有人突然想起还少一人。耿飚皱眉，“去，把她带回来。”警戒班长没犹豫，猫腰折返几百米，抱起那只沉睡的小羊皮袋折回。众人松了口气，却没人夸功，明白危险并未减少半分。事后同袍低声嘀咕：“团长，家属太累赘。”耿飚只回一句，“打不赢仗，家属更危险。”他的回答被风吹散，却在战士心里压下一块石头——职责与亲情往往只能保住其一，他想两头都抓，又要付出更多克制。
战争停歇后，新中国迅速进入组织重建。那几年，各种调令满天飞，干部子弟能否凭父辈关系获得好岗位成为炙手话题。中央先后印发多份文件，反复强调“亲属回避”与“竞争上岗”。就在此背景下，耿志远把两位技术出众的同学材料递到父亲案头。耿飚看完，只在表格边缘写了一个“可”字，随后把儿子自己的转岗申请压进抽屉。

几周后，一纸批准书飞到那两位学生手中，而耿志远的申请石沉大海。有同事打趣：“你爸真铁面。”他苦笑，“想靠近火堆就别怕烫手。”不久又有人匿名举报，说耿飚暗中关照儿子。组织部专门调查，几十份谈话记录证明调令正常，举报者无言而去。这起小风波让不少干部子女心里犯怵，明白父辈那层“保护膜”并非想用就能用。

时间推到1984年，南方沿海试点个体经济，一夜间“倒买倒卖”被改口叫“创业”。机会像潮水涌来，许多机关大院里议论做生意成了新时髦。耿家饭桌也没能幸免。一次聚餐时，三儿子提议筹钱去深圳看看。耿飚放下筷子，语气不高，却压住了全桌人的兴奋：“挣钱是本事，但别把我当台阶，更别让人以为你们拿公家的影子换票子。”他抬眼扫过几个孩子，补上一句，“记住，做正当活计，不走弯道。”

第二天一早，耿飚写封短笺塞到书架：“经商不是罪，倚权经商才是祸根。”字迹端正，墨水却透着严厉。此后多年，耿氏兄妹有人去工厂，有人躲进图书馆，也有人在科研所埋头技术，唯独没人踏进当时最热闹的批发市场。外人常纳闷：堂堂副总理的孩子怎肯过普通日子？可他们自己清楚，那张羊皮袋的闷热与战壕泥土的腥味，早已写进父亲的家训：权力是一杆枪，谨慎握好，切勿朝向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