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拉车人的苦难人生：渴望拥有一辆黄包车，却屡遭命运不公，难熬至四十岁！
1908年春天，上海南京路的巡捕报告里多了一行新词——“两轮黄漆车”。这种车体轻巧、人力牵引的新玩意儿，很快顺着铁路与商埠网络蔓延至天津与北平。街面狭窄、马车昂贵，黄包车便钻进了城市缝隙，占住了短途运输的黄金地段。三四年后，北平东安市场口已排满黄包车，车把子上挂着铜牌，标着行号与承包日期，看似正规，实则暗含重重剥削。
对外，人力车代表了速度和灵活；对内，它是一部榨干车夫体力的机器。大多数车夫来自直隶、山东的破产乡村，身子骨本就单薄，却得每天拉上四五十公里。车行不卖车，只租车，押金、摊费、修理金样样要收。车夫们白日拼命，夜里挤在车棚阁楼，二十几张褪色被褥紧贴着木板墙，空气里混着汗味与煤油。北平《益世报》1930年的社会调查写道：人力车夫每日平均进账四角，除去租金三角，剩下的一角要养活一家老小。如此“丢命的营生”，车夫们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八九岁。

街口常能看到车夫们为争座互相拉扯。有人吆喝：“前门去西单啦！”另一人插话：“哥们，让个活路！”话音未落已挥臂推搡。旁人冷眼，熟视无睹——过劳与饥饿让他们很难保持风度。值得一提的是，凡遇到雨雪，活计骤减，租金却一分不少；不少车夫为凑钱，只能转而典当棉衣，恶性循环，病倒时连止咳药都买不起。

就在这片嘈杂中，一个异样身影引起了报馆记者的好奇。1931年9月，《京华晨报》登出一张照片：一名身着旧呢袍的人力车夫，双手握把，腰间却挂着象牙烟袋。旁白写道：“克勤郡王晏森，现拉车于西单。”消息炸响。14岁封爵的“铁帽子王”，怎会混入车棚？原来辛亥后宗室岁俸中断，晏森先卖字画，再卖王府，1914年那座占地三顷的宅邸落进熊希龄名下。祖产换来的白银很快折进高利贷，最后只剩两副车把子维生。
外国游客识得这位“王爷车夫”，愿付高价体验。一位美国商人好奇发问：“拉车的感觉如何？”晏森淡淡答道：“鞍马已远，现只顾糊口。”同行车夫悄声埋怨：“他一天挣咱仨人的钱。”晏森苦笑，不作辩解。收入的确高些，却也难挡生计窘迫。北平入冬凛冽，街角冰碴割脚，他仍得冒雪待客。皇族的面子此时只剩薄冰，裂纹随时会碎。

拉车人的命运不仅掌握在自己手中，更被名为“包头”的中介层层抽剥。车包头垫付租金，再把车转租给车夫，每天多收一成，拖欠者立刻断饭。车夫集体讨价无门，没有工会，连最简单的休息日都谈不上。生病不能拉车，只能借债；借债后负担更重，只能继续透支身体。不少人年未四十牙齿尽落，腰椎弯曲，终在初春寒潮里倒毙街头，被同伴草草抬至城西“车王坟”。
晏森的故事还有后续。1934年，溥仪在长春垂询旧部，得知晏森近况，派人唤他北上，每月给二百大洋，但附带条件——“不得再拉车”。一纸禁令结束了“王爷车夫”的噱头，却改变不了黄包车行当的整体走向。与此同时，汽车、电车正沿着东长安街徐徐前进。随着交通管理条例收紧、燃油价格下降，黄包车的生意日薄西山。1940年代后期，北京持牌黄包车骤减至不足五百，两轮车后轴的吱呀声渐成记忆。

技术革新终究取代了人力，而当年的拉车人，多数连姓名都没能留下。无声的车辙印在石板路上，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城市节奏与劳动代价；那些短暂的呼号和争抢，也终随黄尘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