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在美国八年养鸡赔光积蓄，写书稿酬被骗，人生为何如此落魄？
1950年7月21日晚，台北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蒋介石将党政大员召至餐室，没有寒暄，他只抛出一句：“账，总要有人来结。”短暂沉默后，陈诚微微侧身，把目光投向坐在角落的陈立夫。
陈立夫并不陌生这种目光。十多年前，他与兄长陈果夫主掌中央组织部，号称“CC系”，风头无两；此刻情势翻转，失败的压力、美国的算盘、派系的缠斗一齐压在他肩上。蒋经国随后补充：“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不能再是老样子。”对话像锋利刀口，不含一丝回旋余地。
国共战局已在1949年秋天尘埃落定，成都的最后一条空中通道把一飞机惶急与金条挤出大陆。逃出的人挤在台湾，却带不来胜利的解释。蒋介石急需替罪羊，陈氏兄弟握过的党务权最容易被重新分配。

朝鲜战争在6月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外援来了，内部洗牌也跟着提速。改造委员会成立五天后，陈立夫的职位被标记成“待议”，公文冷冰冰，却昭示他已脱离权力核心。
8月4日凌晨，他领着妻儿匆匆登机，舱门合拢前只带走一本存折和一摞医药笔记。机组记录写：“乘客九人，行李轻。”两个月后，那张存折被用来在新泽西胡林城买下一座废弃鸡舍，从此他把战前的电文改成进货单。

美国东海岸当时正经历养鸡业的技术革新，自动化、饲料颗粒、冷链运输层出不穷，陈立夫却选择纯人工。“机器我学不会，先笨一点。”他在场子里拍着鸡笼对伙计说。头三年鸡蛋售价走高，总算勉强盈余，接着高速公路改变了物流格局，南方廉价鸡蛋涌入，行情断崖式下跌，传染病又让存栏锐减。1961年秋，他关停鸡舍，只剩一身浓烈的消毒水味。
经济退路受阻，他把注意力转向文化。胡适牵线，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邀请他整理中医古籍。可负责项目的莫尔特教授认为“政客缺乏学术规范”，半年后单方面终止合作。陈立夫走出图书馆，手里的工作证被门口风吹得直响，他苦笑道：“鸡都不认我，书也不要我。”

同一年，徐堪出面筹资收购《华美日报》，请他任副董事长。报纸定位反共，却资金短缺、发行量寡淡，他只能靠旧交义务写稿。有一次夜班排版，编辑问：“明天头条怎么写？”他答：“写希望。”编辑愣了几秒，终究没追问那希望在哪里。
落魄并非所有逃亡者的共同标签。德州油田里，孔令杰的员工宿舍装了空调与泳池；洛杉矶山腰，宋子文的花园洋房夜夜宴客。对比鲜明，胡林城那排木屋在冬夜里仅靠柴炉取暖，烟囱呛得邻居咳嗽。
1951年8月，台北青田街传来噩耗，陈果夫病逝。蒋介石亲赴告别式，礼兵列队十二里，排场之大史所罕见。而在大洋彼岸，陈立夫站在邮局狭窄的长廊，向弟媳发去一封挂号信，替代远行奔丧。信中只有一句：“家国两失，汝多保重。”

1966年10月，他接到来自台北的电报，邀请回台参加蒋介石寿宴。飞机落地松山机场时，昔日对手纷纷到场寒暄，却再无旧日的锋芒。慈湖会面里，蒋介石听他谈及中医典籍保存，“好，把书留住。”二人对望，皆不再提党争。
此后数年，陈立夫常到大学讲授四书与医学史，音量不高，语速舒缓。学生只知站在台上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很少人记得他曾在风浪中心握舵。2001年春，他静静离世，台北报纸的消息被挤在第四版角落，版面不大，却足以让翻阅旧史的人想起那场早已散场的长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