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教了十几年书，一直评不上教授，无奈辞职去了厦门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凭借讲课能力受到重视，很快就被《百家讲坛》邀请，他就是易中天。

主要信源：（新京报——易中天:为大众服务的学术明星）

1978年的武汉，有一个31岁的湖南人，名叫易中天。

他早在6岁就到了武汉，少年时意气风发，后来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十年。

此时，他揣着一张高中毕业证，硬是考上了武汉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胡国瑞教授。

那一年，他写下诗句：“如何借得东湖水，洗砚调朱写未来”，满腔热血想要在学术界大干一场。

毕业后，因为导师的极力挽留和校长刘道玉的爱才，易中天得以打破常规留在武大任教。

那个年代的武大，学术氛围极为浓厚，不同专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易中天年纪虽轻，却博闻强记，性格活泼，但也透着一股掩盖不住的傲气。

这种傲气源于他的才华，他能把枯燥的《文心雕龙》讲得像评书一样精彩。

那时候还没有“网红”这个词，但他的课堂已经是水泄不通。

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窗台上、过道上、讲台边，全是来蹭课的学生。

为了听他的课，有人甚至提前半小时来占座，去晚了只能站在走廊里扒着窗户听。

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课讲得好并不代表日子好过。

易中天留校后，虽然深受学生爱戴。

甚至在1984年被提拔为中文系副主任，但他的职称晋升之路却异常坎坷。

当时的高校评价体系非常僵化，极其看重学历出身和论文数量。

易中天是硕士直接毕业留校，在那个本科生都稀缺的年代，他反而因为没有“土生土长”的武大本科文凭，被卡在了学历门槛上。

无论他课上得多么精彩，无论学生如何追捧，在冷冰冰的评审表格面前，这些都填不进去。

表格里只认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和省级课题的级别，而这些，恰恰是擅长教学的易中天所欠缺的。

这种压抑在老校长刘道玉1988年卸任后达到了顶峰。

失去了伯乐的庇护，易中天在系里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说他风头太盛，有人说他不务正业。

最让他寒心的是，他最受欢迎的几门课被莫名其妙地砍掉了。

与此同时，职称评审一次次失败。

从1981年留校到1992年，整整11年的时间，他一直停留在讲师的位置上，后来好不容易熬成了副教授，也是一波三折。

据说当时的潜规则是“要走才给提，不走就不提”。

当1992年易中天决定离开时，学校才急急忙忙给他评了副教授，但这更像是一种敷衍，而非认可。

那段时间，易中天一家人的生活也极为窘迫。

他们住在被称为“鸳鸯楼”的筒子楼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公用厕所，夏天闷热难耐。

为了给女儿买一本像样的新华字典，这位堂堂的大学老师不得不戒掉了抽了多年的烟，一分钱一分钱地攒。

这种物质上的拮据和精神上的打压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力。

好友邓晓芒后来回忆，那时的易中天虽然聪明绝顶，但生活得很压抑，那种环境容不下他这种性格张扬的人。

1992年，易中天在调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离开了生活30多年的武汉，举家迁往厦门大学。

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厦门大学地处沿海，风气开放，不像内陆那样论资排辈。

厦大看中的不是他那张不符合规定的学历证书，也不是他在核心期刊发了多少论文，而是他实实在在的教学能力和学术底蕴。

到了厦大，易中天不仅直接被评为正教授，还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

没有了那些无聊的表格和人际斗争，他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厦大的讲台上，易中天彻底释放了自己。

他继续用那种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历史和美学，课堂依旧火爆。

这种独特的风格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先是凤凰卫视邀请他去讲演，随后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找到了他。

2005年，当易中天穿着西装，操着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在电视上讲《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时，奇迹发生了。

他把曹操讲成了“可爱的奸雄”，把刘备讲成了“会哭的创业者”，把深奥的三国历史讲成了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听懂的精彩故事。

一夜之间，他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

随着名声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

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批评他，说他讲得太浅显，不够严谨，甚至说他是在娱乐大众，把学术搞庸俗了。

但对于易中天来说，这些批评已经不重要了。

他从那个被表格和指标困住的武大讲师，变成了全民喜爱的文化普及者。

后来他回到武汉，昔日的同事感叹武大失去了一位人才，问他愿不愿意调回来。

易中天只是淡淡地拒绝了。

他知道，如果不是当年离开那个压抑的环境，他可能至今还是一个满腹牢骚、郁郁不得志的老讲师，根本不会有后来写出《易中天中华史》的那个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