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常荫槐时，他们还跟着一个武装警卫连，这个全部由心腹组成的卫队，无疑是杀杨常二人的最大障碍。张学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929年1月10日夜，沈阳大帅府里那几声枪响，改变了东北军内部的权力格局。杨宇霆、常荫槐倒在老虎厅，不只是两条人命没了，更意味着张作霖留下的老班底，被张学良亲手撕开了一道口子。
杨宇霆不是一个人来见张学良的，他在奉系多年，身边自然有亲信护卫，常荫槐也不是普通官员，掌着交通和地方实权。两人一旦觉察不对，外面的武装卫队冲进来，大帅府里就可能当场乱成一团。

张学良没有选择硬碰硬。他很清楚，若在门口强行缴枪，等于提前把事情挑明。
杨、常二人未进老虎厅，双方就可能翻脸；枪声一响，沈阳城里的各路旧将也会被惊动。那样一来，杀不杀得成还不好说，东北军内部先要炸锅。
所以，他把第一步放在“分开”上。杨宇霆、常荫槐被请进老虎厅，名义上是商议事务，地点又在大帅府内院，看起来合情合理。
随行警卫则被安排在外院等候，不能跟到会客处。这个动作表面客气，实际上已经把人和枪隔开了。
只要卫队不在杨、常身边，事情就好办了一半。大帅府不是街面茶馆，门道、院落、岗哨都在张学良控制之下。
他调动自己的亲信警卫，守住出入口，又让副官和警务人员盯住外院。外面的卫兵即便心里不安，也不知道老虎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更没有理由马上拔枪。
当晚的老虎厅，气氛并不像刀兵相见。杨宇霆自恃资历深，常荫槐也觉得手中有分量，两人并没有把这次谈话看成最后一面。
张学良则压着情绪，继续把话题往事务上带，让对方觉得这仍是一次权力争执，而不是一次处决安排。这时，外院的局面已经被慢慢收紧。
张学良身边的人开始控制杨、常随从的行动范围。能够进出的门被看住，枪支也被限制在外头。
警卫连最怕的是形成集体反应，只要有人喊一声，几十条枪可能同时动起来。张学良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变成一个个被隔开的普通随从，而不是一支能立刻作战的队伍。
等外面基本稳住，屋里才进入最后一步。张学良找了个理由离开老虎厅，随后执行人员进入。
杨宇霆、常荫槐猝不及防，很快被枪杀。外头的卫队这时才意识到事情不对，但院门被封，周围又有张学良的亲兵压住，他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这不是一场正面对射，而是一次提前布置好的切割行动。把两名目标人物请进内厅，把警卫留在外院，把门禁握在自己手里，再用突袭结束屋内局面。
整套安排里，最重要的不是枪法，而是节奏。每一步都让杨、常少一分反应时间，也让他们的卫队少一分支援可能。
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因为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问题，早已不是私人恩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伤后身亡，张学良匆忙接掌东北。那时他年纪轻，身边却是一群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老人物。
杨宇霆资历很深，曾掌兵工、参谋等要职，常荫槐又与铁路、交通事务联系紧密。他们对张学良这个“少帅”，内心未必真正服气。
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决定关系到东北走向，也关系到张学良能不能摆脱旧奉系割据局面。
可杨宇霆、常荫槐在许多事务上仍然强势，尤其在铁路权力、人事安排上不断向张学良施压。矛盾积到最后，就集中到“谁说了算”这四个字上。
杨宇霆不是没有能力。他精明、强干，也熟悉奉系机器怎样运转。
但问题在于，他越是强势，越会让张学良感到自己被架空。常荫槐依靠交通系统扩大影响，也让少帅更难安心。
父亲刚死，东北刚换旗，若最高权威还被老臣牵着走，张学良的位子就只是名义上的位子。所以老虎厅事件，是张学良一次带血的立威。
他解决警卫连的办法，也反映出他的判断：不能给杨、常任何调兵、串联、反扑的空当。只要这支卫队还保持完整作战状态，老虎厅里哪怕只传出一点异常，局面就可能被翻盘。
于是，他先把卫队变成“听不见、进不来、动不了”的人群，再处理屋内两人。事情结束后，张学良没有继续扩大杀戮。
他对两家给了抚恤，也没有把牵连面拉得太宽。这当然不能改变处决本身的残酷，但说明他明白，东北军不是靠杀光旧人就能稳住的。
杀杨、常是为了立威，若把旧部全部逼到对立面，反而会让局势更危险。从结果看，张学良短时间内确实掌握了主动权。
东北军政系统开始承认他的最高地位，南京方面也看到了他控制东北的能力。1930年中原大战中，他出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影响力一度上升。
但历史并没有停在老虎厅那一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张学良背上沉重争议。
1936年，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来被长期幽禁。直到1990年前后，他的人身处境才明显改变。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去世，百岁人生，争议始终没有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