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场：陈毅走了，毛主席是被人搀着去的

时间再往后推近十年：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因肠癌去世。那时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走路都要人搀扶，很多原本应该亲自出面的活动，都开始由其他中央领导代劳。

陈毅跟毛主席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山会师，毛主席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跟在朱德身边的陈毅。之后的印象就几个关键词：才华横溢、气度不凡，再加一个“非常健谈、很幽默”。

在那种白天打仗、晚上开会的高压岁月里，陈毅是少有的“自带减压功能”的领导干部。开会开到气氛紧绷的时候，他总能用一两句话把大家逗笑，或者写几句打油诗，把紧张情绪缓和下来。这种性格，对长期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团队来说，是很宝贵的。


陈毅本来是想做诗人的。1919年，他从四川出发坐小船一路到上海，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心里想的还是“读书、写诗、做文化人”那一套。但一路上看到的现实，把他的脑子彻底拽回地面。

最刺激他的，是一次亲眼目睹的船舶事故：一艘中国人的小客船在河道中被一艘外国轮船蛮横撞翻，周围人除了叹声“可惜”之外，基本没人敢站出来说话，更别提维权。到了法国之后，他又发现所谓“勤工俭学”，其实是先在钢厂干上几年苦力才有可能去上学，现实和想象差得太远。

结果就是，他在法国参加了反对不公的活动，被当地当局逮捕，最后被押送回国。这一圈走下来，他对个人“浪漫理想”的兴趣淡了，对革命这条路倒是越来越坚定。


回国后，陈毅很快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华中敌后战场的关键指挥者，是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同时悬赏的“新四军首脑”。解放战争中，他带兵打仗风格灵活，被蒋介石评价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的指挥官之一。

建国后，陈毅身上的“多面性”表现得更明显：

- 他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上海市市长，在那个百废待兴又百业待建的城市，“接盘”这个摊子压力非常大；
- 他又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冷战格局下，多次帮助中国打开外交局面；
- 1955年授衔时，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军队系统担任实际职务，却被授予元帅军衔的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特殊地位。

从“战场统帅”到“市长”再到“外交家”，陈毅的角色跨度极大，但他总体给人的感觉，始终是那种豪爽、乐观、带点文人气的老红军。就算是在敌后打游击，被围追堵截的时候，他还能写下“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的诗句，霸气里带着一点人生自嘲。


1971年，他出现严重腹痛，经检查确诊为肠癌。当时的医疗条件，比罗荣桓去世时已有进步，但远没到“这种病能轻描淡写”的程度。即便如此，他仍然尽量不耽误工作，该接见外宾还接见，开会也照常出席。

周恩来有一次和他一起会见外宾，看陈毅讲话、神态都挺自然，回来还以为他身体好转了。结果问主治医生吴恒兴（当时国内放射医学领军人物）才知道，陈毅其实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只是在硬撑。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的身体已经虚弱到连起身都困难，很难走长路，更别说参加大型活动。身边人几乎一致建议他不要去参加追悼会，怕他身体扛不住。


但毛主席还是坚持要去，最后是被人扶着，缓慢走进了追悼会现场。他走到陈毅的遗体前，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既是向一位老部下告别，也是向一个战场、“文场”都打过硬仗的老朋友道别。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志的葬礼。

这场追悼会，还有一个隐性的意义：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毛主席亲自出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告别仪式”。再往后的几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他都因身体原因没能亲临送别，这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段巨大的心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