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忽必烈后代与毛主席会面，临别坦言：就算雄师身上也难免会有虱子吗！
1895年初秋，北京贡院外落叶翻飞，年轻举子冒广生挤在人群中，手里攥着一页写满卢梭语句的策论。他抬头看榜时自嘲一笑——又落第了。夜里，他对同伴说：“若只许写八股，何必读万卷？”同伴低声回一句：“敢言者，往往无门可登。”这场插曲预示了他此后一生与时代脉搏的奇特纠缠。
甲午战败的余震尚在，中枢提倡“师夷长技”却仍用旧尺量人。冒广生家世显赫，血脉追溯到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但家谱无法抵挡科场礼法的铁闸。张之洞坐镇阅卷，碰到冒氏文章里“民有主权”几个字，顺手丢进废卷栏。一次审卷，足以决定士子前途；对冒广生而言，却只是把他推向另一条路——治学与直言。

转入新世纪，他在广州、上海辗转讲学，倡导变法，写文章指斥顽固派。“读书若不关天下事，写出来也只是粉本。”他这句口头禅，被学生偷偷记在课本空白处。晚清旧制摇摇欲坠，知识分子纷纷寻找落脚点，有人投商界，有人入新军，他却选择留在典籍堆里，用儒家骨架接纳西方血液。
抗战期间，他避居重庆郊外，竹简与油灯相伴。那时的陈毅来陕南视察，每逢夜深，总跑去冒宅“蹭课”。两人饮茶论史，谈到《左传》里的“多识前言”，又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陈毅感慨：“老先生肚子里有兵法，也有世界。”从此，这位儒者与这位将军成了忘年之交。

1957年春，整风风声传到上海。耄耋之年的冒广生握笔依旧稳健，一气写下《治国先治吏》一文，寄给在京的陈毅。几日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署名——“冒广生”。北京许多年轻干部第一次听说这位“元朝后裔”的名字，惊叹于笔锋之犀利，措辞之沉郁。
6月30日傍晚，周恩来专车抵达同仁医院旁的招待所，“毛主席请您夜里到菊香书屋坐坐。”白发老者拍拍长衫灰尘，笑问：“夜深了，他不嫌我啰嗦？”周恩来回以一笑：“主席说，今夜要听您‘啰嗦’。”

那一夜的中南海灯火通明。毛泽东翻着冒氏新出的《诗经通释》，抬头问：“先生以为，古人议政多引经，据典多矣，可有害处？”冒广生答得缓慢：“圣贤遗训自有光，但若束之高阁，百姓仍旧吃苦，典籍便成了空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得好，书要为人所用。”座中李维汉记录不停，朱德默默点头。
谈到深夜，警卫来报会议将开。两人意犹未尽，毛泽东起身相送。走到门口，冒广生忽而停步，压低嗓音：“古来雄师纵横，亦难免生虱。愿主席常拂甲胄。”一句古意盎然的提醒，让本就快步的毛泽东放慢了脚，回身郑重握手：“受教了，改日再谈。”

会面消息没有对外公布，只在高层流传。有人揶揄：“一介老儒，能说动什么？”陈毅却摆手：“大树要常修枝，旁观者正好看得真切。”不久，中央连续下发整风批示，其中不少措辞颇似冒文的锋芒。知识分子的思考，经由政治家的耳朵，化作制度的修补，这在多年后被史家视作整风中少有的和缓场景。
1959年8月，冒广生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床头摆着他常翻的《资治通鉴》、一册手钞《联珠集》，以及那本毛泽东赠回、批注满页的《诗经通释》。吊唁者多是年轻学者，他们在他笔记里发现一句夹批：“古今仕途，一笔写不完；惟愿言者不止，听者不倦。”这句话像是他人生的注脚——从科场失意，到中南海长谈，他始终相信，书生的声音虽轻，却能提醒雄师身上的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