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32岁因行为异于常人被误认为精神异常，女儿后来却被毛泽东亲自称赞为“将军”！
1912年初冬，常德城南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贴出一张招聘教员兼插班生的启事。
当时大多数人并没在意，一位带着七岁女儿的寡妇却挤到人群最前，她叫蒋胜眉，执意要填上自己的名字。身边有人窃笑：“三十好几的人，还抢小姑娘的学位？”另有人嘀咕：“疯了吧？”她充耳不闻，只把女儿拉得更紧些。
这不是她第一次被说“疯”。四年前，丈夫蒋保黔客死他乡，留下几千两银子的赌债和一屋子鸦片味。蒋氏族人摇头叹气，父亲的老宅也被迫抵押，她只得抱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桃源。没人看好这个寡妇的日后，她却在昏暗的油灯下清点几件首饰，第二天便托人卖了金戒指，换了学费与路费。

常德的课堂里，她和女儿同坐一排。铃声一响，母亲起身行礼，女儿也随之起立；母亲在黑板写“天行健”，女儿在稚嫩的册页描红同样的笔画。“娘，我们为什么学这么难的字？”“因为总有一天，要自己写自己的命。”母亲轻声回答。这一句，被女儿丁玲记了大半生。
学成之后，蒋胜眉留校任教，课余筹款创办了专收女童的“育德小学”。她讲《女界钟》《天演论》，也教学生缝纫、体操。向警予途经常德时，曾专门到校演讲，两人彻夜长谈，一拍即合。那一夜，油灯摇曳，谈的都是“女子怎能只守闺阁”。这一年，袁世凯刚登基，北洋新政声势正盛，可在这间竹椅木桌的小教室里，另一种悄然生长的风暴已经起步。
丁玲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名字从“蒋冰之”改成了更具锋芒的“丁玲”，取“丁香初放”之意。十三岁时，她就跟随母亲上台朗诵秋瑾诗句；十六岁，独自赴武昌求学。临行前的一幕，母亲递上五块大洋和一本《自由之路》，轻声吩咐：“钱会用完，字不会。”丁玲咧嘴一笑：“回来写书给你看。”母女俩相视点头。

1924年，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她投奔鲁迅，白天在《时事新报》抄稿，夜晚写小说。三年后，《莎菲女士的日记》横空出世，讨论女性情欲与孤独，引来喝彩亦招来非议。鲁迅在扉页写道：“笔底有刀锋。”同年冬天，她与胡也频的结合轰动左翼圈。婚礼简单，一纸婚书写着“愿共赴风雨”，蒋胜眉却远在千里外，只寄来一封信：“山高水长，莫负此名。”
1931年初春，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捕，枪声传来，鬼祟而急促。丁玲赶至狱前不得见最后一面，绝望中写下一串密电送往常德：“母亲，阿频危急，请保重。”蒋胜眉沉默半晌，转身典当了唯一的祖传玉佩，换上车费北上。她见不到女婿，只在寒风中抚过冰冷的牢墙。回去后，她卖字教书，寄钱支援女儿的地下工作。
1933年，丁玲与冯达在南京遭到软禁。探监那日，狱卒不许母女说话，蒋胜眉隔着铁栏伸手：“孩子，记住，天不会塌。”丁玲先是一怔，随即反握母亲的指尖：“娘放心，铁窗锁不住笔。”几个月后，母亲奔走各方，连夜登上火车去上海，辗转托鲁迅、瞿秋白，请人向国际友人呼吁，终于换来女儿获释。

脱身后的丁玲直奔陕北。延河边，窑洞里，煤油灯下，她写《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次座谈，毛泽东听完朗读，笑道：“文章里透着股子英气，是个‘武将军’。”窑洞里的掌声持续很久。消息传到常德，育德小学的孩子们围住年近六旬的蒋胜眉七嘴八舌：“丁老师真的成将军啦？”她只是轻轻摆手：“将军是胆识，未必是军装。”
1942年，丁玲与同在延安编辑部任职的陈明结成伴侣。婚书上除了名字，再无繁文缛节。周遭硝烟四起，却挡不住她写作的热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1949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有人夸她文采胜过以往，她却在答谢词里写道：“若无母亲当年一句‘写自己的命’，哪来今日纸上春雷。”
新中国成立后，蒋胜眉已少出远门。闲暇时，她在自办的小学里替乡邻写信，偶尔提笔作古体诗，字迹依旧挺拔。1950年代，她收到女儿从北京捎来的《人民日报》样张，摊在膝上摩挲半天才合起。学生问她觉得女作家最难的是什么，她端坐片刻，只抬眼说了五个字：“不忘少年心。”

1964年秋，一场疾风夹着冷雨，苗木纷纷倾倒。那天深夜，丁玲赶回老宅，母亲已在灯下阖目。书桌上摊着她未写完的诗稿，末行留白。丁玲默默收起手稿，没有潸然，一如从前的镇定。第二天清晨，育德小学重新开课，黑板上出现一行新粉笔字——“天行健”——与五十多年前的笔迹并无二致。
在那之后，丁玲继续写作，又走过风浪。岁月泥沙俱下，她仍时常回想旧日课堂里那并肩而立的身影；而常德江风吹拂处，人们口中的“怪女人”和“女将军”，早已共同写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