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省级总督难度排名，两江总督若自称第二，到底哪个省的总督敢认第一？
1794年六月的江宁府，暴雨连绵，秦淮河水漫上石阶，漕船挤作一团。码头上，一位年过五旬的江督立在雨中，望着堆积如山的漕米仓惴惴不安。这里的每一石米、每一把盐，背后都牵动着北京城里的岁币与军饷，稍有闪失，宫中银库就要吃紧。两江地区的经济筋骨，就这样被水汽与汗水一同蒸腾出来，也把“东南半壁”的分量写得沉甸甸。
谁来坐镇这把交椅？清廷的算盘打得精。两江总督要掌兵，要管钱，还要盯住漕运、盐政、河工，一张网里装满了天子最在意的命脉。用得不好，地方闹腾；用得太强，又怕尾大不掉。“用旗人最稳妥，可他们不熟江南；换汉人又担心尾巴翘得高。”乾隆朝一个密折直白点出难题。于是，两江总督的座椅常年换人，七成是旗人，剩下三成大多只是过渡。
朝廷给了名义上的至尊，却布下重重“安全锁”。江苏有漕运总督，碰上河道泛滥还要听河督指挥；两淮盐运使握着盐税，直接对户部汇报；江宁、苏州两处织造归内务府，代天子理财理绸缎，遇事不必看江督脸色；再加上江苏、安徽、江西三位巡抚各有靠山，谁也不想做谁的附庸。表面上三省总汇，实则处处碰壁。

史书里常提乾隆二十五年李世杰进京面圣。圣祖问他江南可安？李世杰躬身奏对：“江南事无巨细，皆关中枢，臣惟恐力有未逮。”殿中静得可闻针落。李世杰后来说：“两江事，非惟千头万绪，且根根连京。”这番喟叹，后来被后辈当作座右铭。
咸丰十年，曾国藩奉旨接篆江督印。他扛着湘军余威渡江，本想一鼓作气重整漕务，结果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顶回去。两人初见，据说有这么一段对话——
“沈某愿听节制，但水师调度不可耽误。”

“军饷先拨给你，船工却要我来抓。”曾国藩皱眉。
“各有分内。”沈葆桢拱手，却未退半步。
——四目相对，谁也没让谁，厅外屏风都快被火气烤弯。最终，只得动用军机处的谕旨，才把几艘枪船借调成行。这还只是一个缩影，江督若无异乎寻常的耐性与人脉，很快就会陷入“上不能恤朝廷，下不能服群僚”的尴尬。

为什么非得把这么多枢纽捆在一处？道理说来不难。长江下游产米、产丝、产盐；海关银、两淮盐课、漕粮岁贡，一年可占清廷财政五成以上。中央要稳坐北京，就得握住这里的命脉。可若让一人独揽，更像把宝库钥匙全递出去，所以编织一张蛛网：盐运、河道、织造、巡抚、御史彼此牵制，中枢再派两江总督扮演“总调度”。看似权柄滔天，实则手脚被缠。
这种结构带来的后果立竿见影。嘉庆朝到同治朝，江督平均在任不足三年；有人甫一落座，奏折还没写顺，就被调去闽浙或剥职查办。能坐满五年的，屈指可数。史局统计，八个总督口碑最好的是直隶、两广，原因正是“权责对等，不劳神”“上下命一线”。对比之下，两江总督的“高危”名号便越发凸显。
更棘手的，是江南士绅的复杂。如山道会馆、江右书院、苏松盐商，每一股都是深水暗流。新任江督若想动漕规、改盐法，“账本”尚未摊开，就会听见席间轻咳——提醒来了：慎行。于是只能在细枝末节处做文章，比如修河堤、抑河盗，用一点军机处特批的银子去堵缺口，却难触本质利益。

不得不说，两江总督的故事几乎是清代地方治理的缩影：中央想控利权，又怕地方坐大；地方要保地盘，也得应对朝廷问责。夹缝中的总督，功成难居，稍有差池，京城里便有无数折子飘到御前。胡达源离任时留下四字：责重力绌；李世杰归隐后写下“江南梦寐”自嘲；而曾国藩更干脆，自请调回两湖。至此，两江总督“第二难当”的说法在官场传开，无人愿去争那“第一”。
官场烟云散尽，南京城头的钟声依旧，每到梅雨季节，秦淮河水翻涌。它似在诉说：权力的缆绳若捆得太紧，再勇猛的船长也难有回旋余地；可若撒手，又怕惊起风浪。两百年前的两江总督们，在这重重涡流里写下了清代行政体制的隐秘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