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战役期间，邱清泉为维持部队兵力，把很多被俘的解放军士兵编入部队。战后，邱清泉在请求申请补充士兵时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批示：部队不得补充俘虏兵。
1948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豫东战场连续爆发激战。开封、睢县、杞县一带，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
解放军先拿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抓住机会打击援军，国民党军几个主力单位被拖进泥潭，原本想救场，结果自己也被消耗得很重。邱清泉的第五军被称为王牌，不是没有原因。

它装备较好，机动能力强，在国民党军系统里一直被当成能打硬仗的部队。可王牌不等于不会失血。
越是被放在关键位置，越要承担最重的任务，兵员缺口也来得更快。当时摆在邱清泉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后方能拨来的受训兵不够快，新兵又来不及形成战斗力，前线阵地却不能空着。于是，一些被俘的解放军士兵被编进部队，用来维持番号和基本兵力。
这个办法看似能应急，实际很冒险。这些被塞进队伍的人，并不是普通补充兵。
他们刚刚还在另一边作战，对国民党军没有认同，也不可能因为换了军服就立刻安心听命。对前线军官来说，人数是补上去了，可心里多了一层顾虑：枪发下去以后，到底是帮自己，还是在关键时候出乱子？
邱清泉后来向上面申请补充士兵时，把这件事报了出来。他并不是单纯诉苦，而是在提醒后方：用俘虏兵凑数，隐患太大，最好由二线兵团调来受过训练的士兵，把这些不稳定人员送往后方处理。
话说得很直，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这条路走不长。看到邱清泉的报告后，他批下“部队不得补充俘虏兵”这一类意见，态度并不含糊。
表面看，这是上级对前线用兵方式的纠正；往深处看，是南京方面也意识到，前线已经开始用不稳妥的办法堵漏洞。可命令容易下，兵员却不容易变出来，邱清泉想要的是一万五千名受过训练的补充兵，问题是国民党军后方当时已经捉襟见肘。
各战场都在要人，训练营里能拿出来的兵有限，第五军再受重视，也不可能想要多少就立刻拨多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前线不敢继续大量使用俘虏兵，但又离不开人；后方不准这样补兵，却又很难及时给出足够可靠的补充。
仗还没完全停下，部队内部的缝隙已经先露出来了。解放战争时期，士兵身份流动并不少见。
很多国民党军普通士兵原本就是被征来的，个人命运被战局推着走。被俘、被教育、被整编，再重新投入战场，这类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区别在于，哪一方更能把这些人真正组织起来。解放军对俘虏士兵的处理，关键不只是“收下”，而是要做教育、整编和管理。
许多原国民党军士兵经过转化后，成为“解放战士”。他们从被动当兵，变成明白自己为何而战。
这种变化不是一纸命令能完成的，而要靠长期的组织工作。国民党军在这方面明显吃力。
它的基层管理更多依赖军令、惩罚和长官权威，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层厚墙。被俘的解放军士兵即便被编进去，也很难被真正吸收。
让他们做杂役，可能还能维持；要让他们在一线作战，就难免让人担心。豫东战役前后，国民党军并非没有看到问题。
何应钦的批示说明高层知道风险；邱清泉的报告说明前线已经感到难以控制。可是看见问题，不等于能解决问题。
兵源不足、训练跟不上、士气下降，这些问题缠在一起，不是几句批示能拆开的。第五军的处境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它是重点部队，按理说应当优先得到补充，可连邱清泉都要用俘虏兵来撑场面，可见前线缺口已经相当明显。如果连王牌部队都这样，其他部队的困难只会更重。
这件事也反映出国民党军后期的一个老毛病：上层希望部队保持完整数字，前线也必须向上交代战斗力，可真正能打、能稳、能听指挥的人越来越少。数字可以填，名册可以补，真正的士气和组织力却骗不了战场。
邱清泉并不是不懂军事，他知道俘虏兵不可靠，也知道第五军不能长期靠这种方式维持。可战局推到那一步，他又不得不先保住眼前阵线，一个将领到了靠临时拼凑兵员维持部队的时候，本身就说明体系已经出了大问题。
豫东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虽然没有在这一次战役中彻底崩盘，但主力被消耗，主动权进一步流失。到了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邱清泉已经走到更大的战场中心。
1949年1月，陈官庄地区战斗结束，他的命运也随之走到终点。如果后方补充顺畅，基层士气稳定，前线指挥官不会冒这个险。
邱清泉的报告和何应钦的批示，恰好把国民党军后期的矛盾摆在了桌面上：明知危险，却不得不用；明令禁止，却难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