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台就踩钢丝！伊拉克新总理上任：要安抚美伊，还得接住失控民兵】

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5月14日上任，需同时平衡美国、伊朗及国内政治力量对民兵问题的对立要求。

伊拉克亿万富翁阿里·扎伊迪于5月14日获确认出任新一任总理，距离选举结束整整过去了6个月。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同时获得了华盛顿、德黑兰以及伊拉克内部严重分裂的政治建制派的接受。

除了财政和社会层面的挑战，扎伊迪还面临一场更棘手的考验。

他必须安抚三个权力中心，而这三方对伊朗支持、却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民兵未来走向有着截然相反的设想。德黑兰希望抬高这些武装的地位，华盛顿希望将其清除，巴格达则希望把它们纳入现有秩序。

要同时满足这三方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拉克的民兵问题并没有轻松的解决路径。许多民兵组织都诞生于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时期，当时伊拉克国家机器一度濒临崩溃。

正因如此，在不少伊拉克人眼中，这些武装至今仍带有某种国家合法性。很多人并不把它们视为失控的叛乱力量，而是认为它们曾帮助国家避免解体。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组织早已超出最初的战场角色。它们不仅掌握武器和战斗人员，还控制商业网络、边境口岸、物流通道以及嵌入议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集团，官方权力与非官方权力之间的界线因此日益模糊。

对德黑兰而言，这些组织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支柱。

近几周，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多次到访巴格达，凸显了伊朗的焦虑。伊朗正试图影响正在成形的政治秩序，防止民兵势力受到削弱。

据报道，卡尼在与什叶派“协调框架”领导人——这是伊拉克最主要的政治联盟——以及各武装派别会晤时表示，任何解除民兵武装或重组“人民动员力量”的举动，都是“抵抗轴心的红线”。

“人民动员力量”是这些组织的官方总括性架构。在德黑兰看来，这些民兵仍是关键的威慑力量，也是对冲美国在伊拉克及整个地区施压的必要筹码。

华盛顿的立场与德黑兰几乎南辕北辙。美国对扎伊迪的支持，与其说是热情拥护，不如说是附带条件的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表态支持他，并邀请他访问华盛顿。

在美国看来，这位伊拉克亿万富翁和政坛新手，比起前总理努里·马利基这类公开亲德黑兰的人物，更务实，也可能更少意识形态色彩。

但美国的支持并非没有交换条件。华盛顿要求扎伊迪边缘化伊朗支持的民兵，并加强对相关金融网络和庇护体系的管控，因为正是这些体系让武装组织得以坐大并从中获利。

对美国而言，这些民兵是伊朗权力向外延伸的武装触角，必须被拆解、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或至少剥夺其实质性自主权。

它们是伊朗在伊拉克地面影响力最直观的体现。自16世纪以来，这片地区一直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东翼”，位于逊尼派奥斯曼帝国与东侧什叶派波斯萨法维帝国之间。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这一地带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萨达姆·侯赛因的海湾盟友向伊拉克投入数十亿美元，意在帮助其守住这道防线，抵御伊朗扩张。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很大程度上依靠伊拉克邻国提供的370亿美元战争贷款维持。

但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局势已经彻底反转。伊拉克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东翼，而成了伊朗的战略缓冲地带。

它帮助伊朗抵御地区对手、军事打击和西方政治压力，也让伊朗更接近其在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力量。

伊朗支持的民兵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同美国对抗已持续数十年。美国国防部报告显示，仅2013年至2019年间，就至少有603名美方人员在伊拉克死亡。

而在过去两年半里，这些民兵对美国驻伊部队和外交人员发动袭击超过250次。

这些民兵已经在议会中获得政治代表席位，维持着装备精良的武装单位，还像伊朗和黎巴嫩的类似组织一样设立企业，以企业利润支付战斗人员薪资，并让许多民兵头目跻身千万富翁之列。

比如，由政府支持成立的“穆汉迪斯总公司”就由阿布·法达克控制。此人是受美国制裁的“真主旅”领导人，同时也是“人民动员力量”参谋长。该公司的注册文件由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最高领导人法拉赫·法亚德签署。

尽管如此，伊拉克谨慎的政治阶层整体上更希望淡化这一问题。

前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给扎伊迪的建议是，不要与民兵发生任何直接或武力对抗。他警告说，若以强硬方式试图拆解这些武装，可能会导致国家本身出现裂解。

阿巴迪主张通过对话、遏制和经由政治渠道逐步整合，而不是诉诸武力。这也包括借助什叶派“协调框架”内部的中间人展开斡旋，并在必要时就那些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派别直接同德黑兰沟通。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研究员哈姆泽·哈达德表示：“伊拉克国家必须拆解那些不愿配合的武装团体，主要是被称为‘伊拉克伊斯兰抵抗力量’这个总框架中的组织，因为它们的行动一直违背国家立场。至于构成‘人民动员力量’的准军事组织，只要它们不属于‘抵抗轴心’，其成员规模达到数万人，那么推动其制度化就必须发生，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哈达德还指出，许多战斗人员“当初拿起武器是为了保卫国家”，而且至今仍依赖民兵体系获得工资和生计。因此，与突然解除武装相比，逐步整合显然更现实，尤其是在地区紧张局势依然高企的情况下。

这种看法反映了伊拉克政治建制派内部更普遍的偏好，即倾向于接纳和消化，而非正面冲撞。伊拉克政界明白，许多武装组织已经深深扎根，根本不可能说拔除就拔除。它们与议会、各部委、安全体系和经济网络相互交织。任何突然摊牌，都可能引发政治瘫痪、内部碎裂，甚至新的暴力冲突。

伊拉克政治阶层未必支持民兵主导局面，但他们确实担心，若试图逆转这一现实，后果将难以承受。

扎伊迪正处在三套彼此无法调和的议程交汇点上。作为商人和政坛新手，他并不是久经考验的意识形态操盘手，而是一个闯入既有体系的局外人。

这个体系长期受武装网络、外部力量施压和制度瘫痪所塑造。即便他并不天真，他的腾挪空间也注定十分有限。

他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同时满足三个要求彼此排斥的行为体。这是一场零和博弈。他每作出一次让步，都可能疏远支撑其脆弱执政基础的三根支柱中的一方。扎伊迪几乎没有犯错空间。

哈达德警告说，无论华盛顿还是德黑兰，对新政府都“不会有太多耐心”，尽管“能被美国和伊朗官员接受，不应成为衡量伊拉克总理的唯一标准”。

扎伊迪或许是唯一一个能被各方共同接受的人选，但问题在于，伊拉克是否把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了唯一愿意接下它的人。

对这位40岁的总理来说，被选中反而是更容易的一步。要在伊朗、美国以及伊拉克自身的治理体系之间周旋，需要的能力，恐怕并不是他经商生涯中能够学到的。成功并非绝无可能，但胜算显然不在他这一边。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热点观点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