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第81师师长葛开祥得知第68军军长刘汝珍的家属已经坐飞机去了台湾，对刘汝珍的说：“军座，你真有钱啊！能用金条包飞机送家眷去台湾，我们这些人的家眷只能跳海了！”
1949年5月1日前后，第68军一路南撤，队伍还在，心却已经散了。
葛开祥这句话听起来像抱怨，背后其实是军中上下对前途的恐慌：军长家眷能坐飞机离开，普通军官和士兵的家人却只能跟着乱局飘摇。当时的局势已经不是局部失利那么简单，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长江防线迅速被突破。
南京在4月23日解放后，国民党军在华东、华中一带的防御体系接连崩塌。第68军也在这股大潮里被裹挟着往南跑，想稳住阵脚已很困难。
刘汝珍手里的第68军，原本下辖第81师、第119师、第143师。若只看番号，似乎还有一支完整的军；但真正到战场上一看，情况早已变了。
第119师、第143师在撤退中遭到连续打击，队伍越打越散，战斗力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第81师还算保留得较完整，也就成了刘汝珍最后能依靠的一块力量。
可偏偏第81师并不是刘汝珍的嫡系。它的前身与韩复榘旧部有关，后来几经缩编整编，才进入第68军系统。
这样的部队，平时可以同在一个番号下吃粮拿饷，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彼此之间那点隔阂就会被放大。第81师师长葛开祥也不是看不懂局势的人。
前面是越来越窄的退路，后面是解放军不断逼近，周围部队又一支支垮掉。军长刘汝珍的家属先飞往台湾地区，这个消息一传开，许多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葛开祥那句“我们这些人的家眷只能跳海了”，表面是在说家属，实际是在问：这支队伍到底还要往哪里去？刘汝珍听了之后，没有正面发火，而是拿出两包好烟安抚葛开祥。
这一细节很有意味。说明他知道军心不稳，也知道这句话不是普通牢骚。
可到了这个时候，几包烟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部队最怕的不是吃不上饭，也不只是打了败仗，而是大家都看见上层先给自己留后路。
4月29日至5月2日，石镇街一带的战斗让第68军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第119师、第143师遭受沉重打击，建制基本难以维持。
原先还能撑门面的第68军，实际上只剩第81师相对完整。解放军下一步要压上来的目标，也很自然地指向这支部队。
第81师内部开始出现变化。继续向厦门、台湾地区方向撤，未必能走得出去；就算走出去，也不过是跟着残余部队漂泊。
更关键的是，官兵大多不是刘汝珍的亲信，许多人出身北方，对南撤没有多少归属感。走到这一步，留下还是继续跑，已经不是口号问题，而是生死问题。
于是，第68军副军长王振声、参谋长杜大中、第81师师长葛开祥、副师长刘青浦等人开始商议，决定在江西弋阳一带率部转向。这个决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战场形势、部队关系、个人前途和官兵心理一起推出来的结果。
在行动前，葛开祥曾试图劝刘汝珍一起留下。他的大意很直接：大家多是北方人，继续往厦门跑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对这些非嫡系杂牌部队并不真正信任，再跟着走，未必有好结果。
葛开祥希望刘汝珍以军长身份带头，这样既能保住更多人，也能让部队少些混乱。刘汝珍没有接受。
葛开祥把话说破以后，他一时说不出什么，只能沉默。因为他心里也清楚，第68军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能靠军令压住的队伍了。
军长的身份还在，可对第81师的控制力已经明显削弱。最后，他带着少数随从离开，选择继续南逃。
刘汝珍一走，第68军军部和第81师随即同解放军联系，表示放下武器。不过，因为时间已经很晚，部队事实上处在被围压和即将被歼的状态，所以这次行动后来没有简单按“起义”处理，而是被定性为投诚。
这一点很关键，它说明历史评价不是只看表态，还要看时机、形势和实际处境。这次投诚的官兵共有7196人，其中军官600人，士兵6596人。
交出的武器装备包括步枪1660支、冲锋枪130支、卡宾枪21支、手枪110支、轻机枪217挺、重机枪56挺、60炮39门、82炮19门，还有骡马238匹、电台3部。不过，投诚并不等于原班人马继续保留，第68军这支队伍很快被重新安置和整编，营以上军官被安排离队前往南京学习，营以下官兵则被解放军第13军收编。
刘青浦想继续保住副师长位置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旧番号、旧职务、旧关系，在新局面下不可能照旧延续。葛开祥的命运同样带着时代痕迹。
他当时选择留下，客观上让一批官兵避免继续无意义地流亡和抵抗。但在后来的个人遭遇中，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结局。
一个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人，最终也没能完全走出时代风浪。回头看葛开祥那句话，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金条包飞机”几个字，而是它揭开了败退中的不平等。
上层人物有退路，有飞机，有家眷安置；基层官兵却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更不知道家人能不能活着离开。军心就是在这种对比中一点点塌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