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个侠客叫聂政，隐姓埋名后，还是被人找到请他出山。聂政刺杀成功，却深陷包围，果断毁了容貌自刎。意外的是，他姐姐听说后，居然跑去认领。
 
如果聂政的姐姐没去，这应该是一次非常标准的侠客刺杀模板。杀了人，但永远找不到凶手是谁。
 
所以，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官员对侠客是非常头疼的，比如韩非子。韩非子作为知识分子，他在著作中严肃地写下五个字：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认为，国家要安定，靠的是法。法是一根绳子，把所有人都绑在同一个秩序里。而侠客，偏偏是那柄割绳子的刀。他们不听谁的号令，不守谁的规矩，只认自己心里的那一本账。这本账有时候叫“义”，有时候叫“情”，有时候不过是街头偶遇的一件不平事。总之，他们觉得该出手了，便出手了。至于律法怎么说，他们是不大理会的。
 
这样的人物，在韩非看来，自然是国家的大患。但在不少老百姓的心里，他们却是比官老爷更靠得住的存在。
 
道理很简单，官府的门槛太高，状纸上的字太密，升堂的鼓声太远，等这一切都走完了，冤屈还在，人或许已经不在了。侠客不同，他们活在人间烟火里。屠狗贩浆之辈，引车卖浆之流，越是底层的人，越能遇见他们。
 
当你受了欺辱，不必写状子，不必等青天，只消在街角遇见一个佩剑的人，对他说一句“我有不平事”，他便可能为你拔剑。
 
所以我认为，韩非子和侠客之间的这场对峙，其实是两种正义观的碰撞。一种是秩序中的正义，靠条文、程序、官员层层传递下来，它庄严、稳定，却也冰冷、迟缓。另一种是人心中的正义，它不讲程序，不问出身，只在某个瞬间由一个具体的人用一柄具体的剑来完成。它热烈、直接，却也危险，甚至殃及家人。
 
侠客们自己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活得格外用力，格外惨烈。
 
聂政刺杀侠累之后，用剑划烂了自己的脸，挖出了自己的眼珠。他这样做，只是想保全他那位苦命的姐姐。而他的姐姐聂荣，听说弟弟的尸首悬在街头，竟千里迢迢赶了去，扑在尸身上大哭三声，说：“这是我弟弟聂政，我不能让他死得无声无息。”说完便气绝而亡。原来，侠客的家眷，也是侠客。
 
如果说聂政是壮烈的，那另一位侠客豫让则是悲壮的。他为了替旧主智伯报仇，几次三番去刺杀赵襄子，都失败了。最后一次，他藏在桥下，又被发现。赵襄子问他：你何苦呢？智伯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什么明主。豫让说了一句话，每回读到都起鸡皮疙瘩——“士为知己者死。”他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他刺了三剑，算是了却了心愿，然后他自刎而死。他的刺杀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不必成功但必须完成的承诺。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一件事：世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十年磨一剑，霜刃不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侠客的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血光之气。那柄剑拔出来，有快的一面，也有痛的一面。快的是手起剑落、恩怨分明；痛的是肝脑涂地、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