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名媛因与著名戏曲演员私奔，后来生下了五位享誉全国的知名后代，这段经历你了解吗
1926年初冬的夜里，石库门巷子传出急促的铜锣声，十里洋场的灯火映着大世界的戏台。那晚，台上是“麒麟童”周信芳的拿手《徐策跑城》，台下掌声如潮，可台后账房却在为包银四处借高利。梨园行靠一张嗓子吃饭，又被行规和债主捆得死死的，这在当时的上海并不稀奇。
几条街之外，四川北路的裘宅亮着暖黄的煤油灯。裘家的账簿摞成小山，19岁的独女裘丽琳正拿算盘演练外祖父教的“子母口算法”。她手里掌管着一笔不小的遗产——父亲留下的茶栈分红。外人只道她是“上海第一名媛”，却少有人知道，她从小随母亲理账，心思比金算盘还精。

两条本不相交的轨迹在一场慈善戏会中交汇。那场戏会的目的，是为孤儿院筹冬衣。裘丽琳负责募捐，临到订戏时偏点名要周信芳。“非他唱不可。”她轻声对主事人说，那双柳叶眼却透着笃定。演出当晚，台前灯火辉煌，后台却因周信芳临时被债主堵门而一片慌乱。裘丽琳见状，当场写下一张两千元的借据递给账房，“先让他登台，其他事我来。”周信芳愣了愣，拱手道：“姑娘，他日必当记此情分。”这是两人第一次对话，也是故事的火种。
旧式大家庭对“唱戏的”向来心存轻蔑。没过多久，裘母便安排女儿与银行少东订亲，甚至将丽琳的外出路线详细掌握。软禁、规劝、痛哭喷泪，花样都用遍了。谁知女孩夜半披着斗篷，从后门溜出，带着两名贴身丫头直奔北火车站。车厢里，她把首饰盒塞进手提包，咬牙对周信芳说：“只许成功，不能回头。”
赶到苏州时天已蒙亮。两人在观前街弄堂租下二层小屋，旅店册上写下假名。几小时后，裘家少爷裘剑飞带警探追来，踹门未果，只发现一只遗落的绣花鞋。与此同时，上海十几家报纸登出“寻人启事”，又在角落里出现一则律师公示：女方系自主婚嫁，任何强行带离均属非法。一张公证函，把家族的怒气暂时摁住。

真正的考验在婚后。周家旧债缠身，连当铺的收条都塞满抽屉。“每天开箱子都是惊喜。”裘丽琳自嘲。她索性接管账目，先停掉无端高息贷款，再与戏园协商按月发放包银，三分之二先清旧账，余下留作日支。欠黄金荣那笔一万多现大洋，是她回娘家跪请母亲解囊才了结的。红纸包里的六张面额一万的存单，像是一根救命绳，把周家从债坑里硬拉上来。
1937年后，战火逼近，戏班北上南下，南京、汉口、桂林到处跑码头。颠沛岁月里，裘丽琳在行李夹层缝着账本，一边给夫君安排演期，一边省吃俭用哺育儿女。有人劝她去香港，说那边商贾云集、华服成群，是名媛的天然舞台。她却摇头：“上海还有票房，还有观众，他们在等他的嗓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政权着手整合文艺院团，周信芳被聘为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还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1年中秋，市长陈毅赴小东门老宅做客。酒过三巡，陈毅笑问：“怎么没走远洋，偏留上海？”裘丽琳举杯轻轻一碰：“根在这儿，戏也是根，哪能说搬就搬。”周信芳在旁点头，只回了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一年，他们已有五个孩子。长子周少麟十岁，已经在书桌上写“念白”练毛笔；次子周英华最爱钻厨房，逢年过节总琢磨菜谱；大女儿周采藻嗓音清亮，常跟着父亲的老搭档吊嗓；二女儿周采蕴爱写日记；最小的周采芹则在窗台上跳着从舞女那儿学来的洋舞步。没有人想到，这五个孩子将来会有人站在伦敦西区的舞台上，也有人在纽约开出大酒楼，更有人接过麒麟派的水袖，让老戏在灯火下续命。

1968年8月，风暴席卷而来。深夜的敲门声令人心惊。“跟我们走。”一句冰冷的命令把周信芳带向不知名的去处。裘丽琳追出门，被重重阻拦，她只来得及把一叠泛黄的存折塞进长子手里：“好好照顾弟妹，家底都在这儿。”三日后，她因旧病复发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出头。守灵的人回忆，屋里最亮的一盏油灯，一直透到天明。
此后几年，周信芳经受审查，直至1975年病逝。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说：“你娘是救过我一世的人。”这句话没什么戏曲腔，却比台上任何一声西皮都深长。裘家的珠玉与戏班的锣鼓原本分属两界，却借一场爱恋交织成新的谱子。五个子女各自踏上不同舞台，或执掌勺铲，或翻飞水袖，那一部家族史，也就这样继续在人声鼎沸的上海滩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