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国说：“那一年快过年了，我在天津拍戏，正好有几天没我的戏，我跟导演请假，说我准备回北京探探亲，导演说行，一定要按时归队，我答应了，然后，就直接奔火车站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天津北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进了站台等火车。冬天冷，我穿一件大衣，就在那等啊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人噼里啪啦就把我摁在那里了。

我都没醒过神，他们连推带搡就把我带到了车站值班室，我当时就烦了，不高兴了，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

他们还问我，你干嘛去？我说，回北京啊！然后把车票给他们看，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其中有个值班的对我说，哎，你怎么看上去这么面熟啊？我刚演的一个电视剧，才放完，可能他看我，有点似曾相识。

那时候我留一长头发，全身装束都是年轻人的打扮，他们可能有点不敢认。

我就自报家名，说我是陈宝国，在天津拍戏，他们问拍什么戏，我就说我在天津拍《神鞭》，在里边演一个玻璃花。我反问他们，我到底怎么招你们了！

有人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通缉令，从东北跑来一个身高1米8，高个瘦长脸，脸上略有胡须，浓眉大眼，他们指照片上的那个人，一看还真有点像我。

这真不能怪人家，他们说，我不抓你抓谁呀？你买票的时候，我们就琢磨上你了…”

这是陈宝国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己拍电影《神鞭》期间发生的事。

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校，记得老师经常教他们，演员的职业习惯就是要体验生活，观察人物。

如果拍摄一些年代久远的题材，演员就没有机会体验生活了，只能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者是子门艺术，存到脑子里，具体演的时候，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陈宝国很喜欢《神鞭》里的玻璃花这个大反派，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演的话，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么好的角色。

等他老了，给自己做个艺术长廊，可能玻璃花这个角色，就是他艺术生涯的里程碑。

接过剧本，直到体验生活，他都很认真对待，但他又觉得自己没生活，可能演不好玻璃花。

这部小说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写的，他去天津见冯先生时，说出自己的顾虑。

冯骥才对他说，没生活就简单了，那就下生活吧。

冯骥才还给他介绍了一位天津日报，专门写民俗的记者，因为他采集过天津民俗，自然见过像玻璃花那样的混混。

记者帮陈宝国找到了一位72岁的老人，老先生看上去，身体硬朗，腰板倍直，中分头梳得倍亮，工作是送煤球。

老人听说陈宝国的来意，得意的告诉他，你演混混找我就对了。

陈宝国赶紧拎个背包，里面装点钱、全国粮票，还有一个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以及几盒磁带，就去了老先生家。

他跟老先生一起干活，老先生搬煤，他也搬煤。熟了之后，老先生觉得小伙子人不错，话匣子一打开，可就收不住了。

他说，一般人走路都是目不斜视，或者是低头走。或匆忙或悠闲，混混则不是，他们从来不会走在马路边上，绝对走在马路的最中间，哪怕汽车，马车来了，都不会让道，而且架子还得端着。

他们两只手的大拇指，喜欢交叉着放，手上面戴着扳指，比那个戒指大，坐时，翘着二郎腿。

天津的混混是吃码头的，跟上海的青红帮，北京天桥的不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残来谋生。

比如你开个盐铺，生意做得好发财了，对混混没什么表示，他们就来了。

抄把菜刀对着自己，先找老板要钱，胆敢不给，就往自己手上砍三刀，肉皮子翻开，血也流出来了，这时候门口也围满了人，都来看热闹。

识趣的老板得赶快给钱，去医院给人包扎伤口。如果老板还矫情，混混就会去你的盐铺，抓些盐撒在伤口上，把自己疼得龇牙咧嘴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天津的老大最傻，喜欢自残。

为了演好玻璃花，陈宝国可谓是吃尽了苦头。玻璃花这个名字来源于他的眼睛，一只残眼，看上去就像玻璃花。

当时的化妆技术和拍摄特效还比较落后，想跟“玻璃花”的外形神似，剧组也犯了难。

如果只是单纯的蒙个黑眼罩，或者在眼睛上贴些乱七八糟的道具，效果都不好，也不能让力求逼真的陈宝国满意。

有一次，陈宝国在穿衣服的时候，看到手中的纽扣，突然灵光一闪，他觉得将纽扣放进眼睛里的效果，肯定会非常好。

他托关系，找纽扣厂的熟人，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一大堆的材料中，找到了几枚眼球大小的圆坯子，然后，将它们打磨成薄片。

常言道：眼睛留不得沙。可陈宝国硬往自己眼睛里放纽扣，可让他遭了大罪，刚开始塞的时候，眼泪总是止不住的流，他只能忍着疼痛反复的练习。

如此反复的塞进去，取出来，他的眼睛经常会发炎、红肿，视力更是极速的下降，差点失了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神鞭》里的玻璃花，让大家看到陈宝国的可塑性，为他成为亦正亦邪的千面王，打下坚实的基础。

90年代初，刘晓庆拍《武则天》，专门钦点陈宝国扮演李治，陈宝国把李治的多情、任性、软弱演得入木三分。

随着这部剧的大火，他也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后来的《大宅门》、《汉武大帝》，让陈宝国成为收视保证，也坐稳了男星头把交椅，可他还是忘不了火车站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