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参加者当时担任什么职务

一、会议主体：

1、中央政治局委员5人：

①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②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③朱德(中革军委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④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⑤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

2、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①王稼祥(中革军委会副主席、红军总政主任)。

②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③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④何克全(共青团中央书记)。

二、扩大参加者：

红军总部和军团负责人7人:

①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

②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③林彪(红一军团长)。

④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

⑤彭德怀(红三军团长)。

⑥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⑦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三、参加会议的还有

①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②李德(军事顾问)。

③伍修权(翻译)。

遵义的一月带着寒气。
红军进城时街巷里还混着泥水味和硝烟味。这里是黔北重镇，也是长征途中红军打下来的最大城市，可城门打开并不等于心里安稳湘江之后，队伍一路走一路疼，通道、黎平、猴场几次会议像几枚楔子，慢慢撬开原先僵硬的指挥办法。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开场，二十来个人坐进二楼屋子，桌椅担架藤榻挤在一起，空气都像被压低了。
这二十个人不是普通参会者。
博古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军事领导中担着重责，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张闻天、陈云、毛主席同在中央政治局。
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在会场工作。
再看军队系统，刘伯承是总参谋长，李富春负责总政治部工作，林彪和聂荣臻来自红一军团，彭德怀和杨尚昆来自红三军团，李卓然是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德以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伍修权负责翻译。
一张名单摊开，像当时中央和红军的权力图，谁在党内说话，谁在军中下令，谁在前线挨打，都能看见影子。
会场并不体面，甚至有点乱。
聂荣臻脚伤没好，每天坐担架来。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坐不住，只能躺在藤榻上听。彭德怀那边战事吃紧，半路离席赶回前线。李卓然也只参加了会议末段。
这样的场景很不像纪念馆里端正摆好的样子，却更接近长征本来的模样。伤口还没合拢，命令还在路上，外头也许还有急报传来，屋里的人却必须把一个要命的问题说清楚，仗为什么打成这样，红军往哪儿走才有活路。
博古的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摆到桌面上。
他更多讲敌强我弱，讲各根据地配合不顺，讲物资和后勤跟不上。这些困难当然存在，红军那时苦得很，粮食弹药都紧巴巴。
可只盯着外头的难处，就容易绕开屋里的病根。
战场上的人最清楚，纸面指挥一旦离开脚底下的路，士兵就得拿命去填。山路不是直线，河水不会听命令，饥饿和疲惫也不是地图上一擦就没的东西。
会场争议冒出来，正是因为许多人吃够了这种苦。周恩来的发言让事情往深处走。他没有把责任推远，而是承认战略战术指挥上有错误，也把自己摆进去作检讨。
这个态度很硬，也很难得。
身在军事领导核心的人肯把话说到自己身上，屋里的火气就不再只是互相顶牛，而开始追问真正的病根。
张闻天的报告更像一把短刀。
他按会前与毛主席、王稼祥商量过的意见，毛主席接着讲了一个多小时，这次还准备了详细提纲。他把问题说得很直，进攻时冒进，防御时死守，退却时慌乱。
话不绕，刀口准。
他批评李德只会在地图上画线，只管规定时间，却不管战士要吃饭要睡觉要走山路要过河。打仗不是纸上摆棋子，人会累，脚会破，雨一下泥路就能把队伍拖住。这个道理土，却顶用。
李德在会上并不认账。
他为自己的军事指挥辩解，把责任往客观条件和临时中央那里推。
聂荣臻后来回忆，李德常常一言不发，对批评也不承认。博古也没有马上转过弯来，他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当时并不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承认苏区工作政策有个别问题，不承认路线错误，也不承认军事领导错误。
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不是一场客气的点头会，而是一场硬碰硬的掰腕子。
王稼祥那次发言分量很重。
他带着伤，却把态度亮得明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错误，并提出请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毛主席后来称这是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之后，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相继表示支持，会议的天平慢慢倾过去。
一月十七日深夜，三天会议落下。
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决议经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中再作分工。
原来的“三人团”被取消，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承担党内委托的最后决心责任。
几行安排写在纸上，看着平静，实则刀刀见骨，也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厉害的地方，不在场面多大，而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靠自己的脑子解决自己的生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