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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投稿】1978年同性恋骄傲游行,行进至谢泼德布什(Shepherds Bu

【来自投稿】1978年同性恋骄傲游行,行进至谢泼德布什(Shepherds Bush)区域。右侧为海伦·毕肖普(Helen Bishop)。摄影 © 帕姆·艾舍伍德(Pam Isherwood)。旗帜上写着“女同性恋热线”(Lesbian Line),以下是海伦本人对此热线开端的介绍:

1977年,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电脑,没有手机,家里只有固定电话(很多人连这个也没有),以及公用电话亭(经常被破坏)。女性解放运动依赖口口相传,或者像《伦敦厄勒姆街女性解放通讯》或《Spare Rib》杂志(WHSmith连锁店不一定会有《Spare Rib》,但你可以在卡姆登镇的Compendium这样的独立书店买到它,并浏览公告板)这样的信息渠道来运作。整个社会普遍对女同性恋一无所知,我们是不被看见的,“女同性恋”这个词从未在广播或报纸上出现过。普遍的认知是,女同性恋要么很可悲(事实远非如此!),要么不会有好日子过,要么成为女同性恋就是错误的。“女同性恋热线”(Lesbian Line)是“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自助”行动主义蓬勃兴起的一部分。

1977年,31岁的我回到英国,此前曾在巴黎工作,游历过美国的“女性土地”,并成为了一名女同性恋。在伦敦我谁也不认识。我找到了《厄勒姆街女性解放通讯》,并参加了在老卡姆登女性中心举行的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议,有15名女同性恋者参加,会议是由一些在混合性取向同性恋电话热线(Icebreakers、London Friend、Gay Switchboard)上工作的女同性恋志愿者召集的,目的是讨论设立一条仅限女性使用的电话热线。在混合性取向的热线上,女同性恋来电者常常不得不与男同性恋者交谈,因为女性志愿者可能正在与男性来电者通话。

我们都同意需要一项只服务女性的热线,既提供信息,也向女性保证成为女同性恋者完全没有问题。首先,我们得筹款。卡姆登女性中心位于皇家自由医院附近的哈弗斯托克山旁,是卡姆登议会拥有的“短期”房产,一座19世纪的宅邸,带有一个大接待厅和舞池。我们预订了女性乐队Jam Today,然后去遍了所有女同性恋聚集的场所,包括Gateways以及酒吧楼上的迪斯科舞厅(通常每周一次),来宣传这次活动。

一个温暖的夜晚,美丽的花园里飘来花香,我们卷起地毯,乐队设置好设备,摆出我们自制的食物,然后站在前面的花园里,心想会不会有人来。各种各样女同性恋者涌进了大门——年轻女性、年长女性、各种政治立场或无政治立场的女同性恋者、“酒吧猛1”和女权主义者、英国本地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所有人都非常支持,许多人在入场费之外还额外捐赠了。

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大家尽情跳舞。仅凭这一场活动,我们就有足够的资金安装电话(我想大约70英镑)以及做些宣传。我们把贴有热线时间和电话号码的贴纸贴在酒吧、酒馆、商店、体育中心的女性卫生间里,公交车的座位背后,电梯里,甚至地铁上(但后来因为接到男性的骚扰电话,我们停止了在地铁上贴贴纸)。

我们开始时每周开放两个晚上,一台24小时答录机告知我们的开放时间。有电话热线经验的女同性恋者培训了我们其余的人。开放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等待着。会有人打电话来吗?

电话从此就没停过。有些女性只是想找到女同性恋迪斯科舞厅(在其中一些舞厅,我们有官方的“女同性恋热线接待员”来欢迎新来的女性);有些女性正在挣扎,认为对女性产生好感是错误的;有些女性不敢告诉父母;偶尔也有父母打来电话;“出柜”在那个女同性恋完全不被看见的年代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女同性恋母亲在监护权案件中失去孩子;已婚女性没有人可以倾诉她们“藏在柜中”的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关系破裂的时候。会有无声的电话,显然是害怕的人打来的。还有男性打来的电话……有些是真诚的好奇(看到过贴纸),有些是好色的,有些是辱骂的,有些是支持的。

我们也接到思想开明的专业人士、社会工作者、护士、青年工作者、教师的电话,他们意识到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可能对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这让我们开始受邀进行演讲。

我们总是说:“这里的接听者都是女同性恋。”有些来电者很惊讶,我想她们以为我们是一种社会服务机构,一种“做好事”的组织。我们从不问来电者的名字,但我们会记录每一次通话,以便(在集体内严格保密地)讨论如何更好地回应。

我们带着“女同性恋热线”的横幅参加游行,并与其他伦敦同性恋团体一起活跃行动。1978年,我们出现在独立电视台(ITV)的节目《同性恋大声说》(Gays Speaking Up)上。导演起初不愿播出热线号码,于是我们都拒绝参与,直到他同意为止。那次节目之后,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翻了一倍。

我们在埃尔维诺(El Vino's)酒吧——舰队街(Fleet Street)的记者葡萄酒吧,该店拒绝为女性服务——组织了一次抗议行动。

1979年7月,《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一篇嘲讽“同性恋骄傲”野餐的文章。伦敦的同性恋组织占据了该报的新闻编辑室,要求并获得答辩权。

在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周开放五个晚上和两个下午。听着来电者的倾诉,积极正面地讲述女同性恋生活,感觉很好。一年后,“女同性恋热线”搬进了格雷律师学院路(Grays Inn Road)的大楼,那里同时也驻有“女性权利”(Rights of Women)、“无家可归者行动”(Homeless Action)、“全国堕胎运动”(National Abortion Campaign)和“女性援助”(Women's Aid)。一个女权主义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