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当年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呢？

4000多万苏联人民曾经坚信“明天会更好”，而40多年后，前苏联总理却公开羡慕中国人：“我们当时应该走中国道路。”

这句话不仅道尽了苏联解体的悲剧，也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当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到底是怎么用傲慢、怀疑和嫉妒的目光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

1978年12月，当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出改革开放的声音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苏联高层眉头紧锁。

当时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虽然经济已经出现停滞苗头，但苏联仍是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军事力量。

面对曾经手下“小老弟”的转型，苏联高层的态度只有一个——“不可能成功”。

苏联的评价以1981年为关键分界线,1981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评价中批评性内容占绝对主流。

苏联官方认为中国在“实用主义”指导下，正一步步从“极左”转向“极右”，是在走一条危险的弯路。

到了1984年，中国改革最初几年成绩亮眼，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粮食产量飙升，深圳经济特区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的个体户不再被视为“投机倒把”。

可苏联意识形态部门依然定性：“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改革开放不可能成功。”

这种“老大哥”的傲慢，让苏联白白错失了整整十年的改革窗口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刘宇卫教授的观点道破了其中的关键——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态度就是“凡事比较傲慢，苏联是老大哥，有什么必要向小弟弟学习？”刘

宇卫坦言：“我们当时没有向中国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进入80年代中期，苏联高层的心情越来越复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商店货架空荡荡，百姓排长队买面包已成常态。

戈尔巴乔夫口头上喊着“改革与新思维”，却找不到具体路线图，正陷入没有方向的困局。

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意欲借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推动国内的改革，现正加紧收集我执行开放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但又担心东欧离心倾向的发展，前顾后盼，矛盾重重。”换句话说，苏联高层一边偷偷研究中国“作业”，一边又死要面子不肯公开承认。

他们想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却拿不定主意；想走中国的市场化路子，又怕丢掉计划经济那一套特权。

更让苏联高层害怕的是，一旦东欧那些卫星国看到中国搞改革成功了，自己说话就更不好使了。

一位前苏联高官亲历了这段矛盾岁月，他回忆：“1989至1991年期间，当苏联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方面错误的观点在我国赢得胜利。

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苏联并非没有清醒的人也想抄中国“作业”，但傲慢与意识形态偏见最终占了上风。

短短几年后，苏联的矛盾心理彻底变成了悔恨，1991年12月25日，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苏联宣告解体，留下巨大的政治真空和经济烂摊子。

2007年8月10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了对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专访。

雷日科夫曾身居苏联经济最高决策层，他公开表示：“在1989至1991年期间，当苏联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方面错误的观点在我国赢得胜利。”

雷日科夫透露，1995年中国领导人李鹏对他说，雷日科夫8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苏联经济的建议与中国的改革非常相似。

雷日科夫承认：“我们当时应该走中国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另一股势力占了上风。我羡慕中国人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这段沉甸甸的自白，来自一个曾亲手操盘苏联经济的核心人物，分量极重。

苏联自认为掌握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拒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断言改革开放不可能成功，最终失去了借鉴中国经验的历史机遇。

而中国早在1978年11月就认识到“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并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

1995年雷日科夫访华时目睹上海浦东，惊叹“那里竟生活着250万人，那纯粹是一座城市，有学院、展览馆”。

而他在中国街头看到的高档轿车，中国人告诉他“不是进口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确实留下了答案。

苏联从最初嘲笑和不屑，到后来羡慕偷学，再到最后以解体收场、承认“应该走中国道路”，折射的不仅是一场大国博弈，更是两种改革思维的根本较量。

今天再看这段往事，不禁让人感慨，真正的“老大哥”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傲慢自负的苏联，而是这个低头拉车、埋头实干，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世界的中国。

参考资料：中国评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