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朔尔茨，站上哈佛的讲台，没半句客套，直接把自家老底给掀了。
他说，我们这儿，一条地铁修不通，但配套的审批文件，能写满整整300页。
全场鸦雀无声。
他语气里全是苦笑，说中国是工程师之国，而我们德国，现在快成了“律师之国”。
这不是空话。当我们的工程师，为了一个通勤铁路项目，在环评会、听证会、没完没了的诉讼里耗了整整十年，图纸都发黄了，一寸铁轨都没铺下去的时候——别人用这些时间，已经把高铁网铺满了整个国家。
为什么？
朔尔茨没绕弯子，他把答案拍在了桌上：人家每年毕业一百多万工科生，直接冲进工地、车间和实验室。而我们的聪明脑袋，大量耗在了会议室、诉状和PPT里。
资源投向了图纸和焊花，还是投向了程序和嘴炮，结果天差地别。
说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动机，到底是会议室里的嘴，还是车间里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