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胡适，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那些昔日的老友，冯友兰、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一个个排着队，在报纸上痛骂他，说要跟他划清界限。

身边的人都等着他发火，等着他写文章骂回去。结果，在1952年12月7日的一场聚会上，胡适扶了扶眼镜，开口了。

那一天，胡适谈的不是报复，也不是怨气，而是自己一路坚持的老话：做学问要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做人则要先学会体谅那些被逼着开口的人。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方面邀请到台湾讲学；12月7日，他在台湾大学的演讲里讲到自己的痛苦和压抑，也讲到国家处境艰难时，人连“说自己的话”都变得不容易。

早在1950年，他就已经写下过一篇回应陈垣“公开信”的文章，标题就直白得很，意思是说在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已经没有真正说话的自由，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胡适在文中还专门判断，那封所谓公开信并不是陈垣自己的真实意思，而是被外力推着写出来的。

到了1952年，胡适在台湾再听见旧识们的批判文章，反应自然不会只是生气，因为胡适自己早就把这种处境看透了：人被迫表态的时候，最先被压掉的，往往不是声音，而是人的自主。

到1952年3月，全国省市以上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的批判文章已经在200篇以上，北京、上海、长春、广西、江苏等地都开了讨论会，很多大学和文科教研室也被卷进去。

那不是一种轻松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把知识分子都推到台前的压力测试。胡适那些旧交、同事和后辈，很多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在聚会上那句“应该体谅”，听上去不像示弱，更像是一种冷静判断：那不是朋友们真正想说的话，而是时代逼出来的话。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长期主张白话文、提倡现代学术方法，也一直把自由和容忍看得很重。

后来研究胡适思想的人常把他的立场概括为一句话：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不是装出来的客气，而是承认别人也有说话的位置。

胡适在学术上最出名的那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也藏着同样的骨气：先承认问题复杂，再慢慢找证据，不靠喊口号取胜。

1952年12月7日那场聚会里，胡适没有把旧友的批判当成私人恩怨，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时代逼出来的结果，这种态度，正好也和他一贯的思想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