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回忆创造社期间（11）创造社左转

接上文

那时候我的思想始终充满矛盾。春日桃花盛放之际，一位摩登女子怀抱桃花前来寻访蒋光慈，我恰好在出版部，告知他尚未归来，请她稍候。望着她的模样，我不禁心生感慨。女子犹豫片刻，便抱花离去。

事后我将此事告知蒋光慈，他笑着提议可为我作介绍。我婉言推辞，劝他接纳，他却坦言这类追求者繁多，早已无暇应付。我内心虽有动摇，却执意不肯接受。我始终认为，感情当主动争取，捡拾旁人舍弃的情意难免遭人取笑；恋爱亦应有分寸，该让对方主动倾心，而非男子卑微迁就，失了气度。

纵然日日周旋于风月浪漫之中，我仍守住底线。街边舞厅、低俗的隐秘会所表演，我一概不去。浮华之外，我暗自积蓄，一心盼望日后赴日本留学。

一九二八年冬，成仿吾自日本归来，带回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一批左翼文人。他们主张创造社告别旧的浪漫风潮，全面转向普罗文学。自此，往日常在出版部聚集的蒋光慈、白薇等人渐渐疏远，创造社转而成为留日左翼学子的阵地。

创造社的左转本是时代大势，而成仿吾主动摒弃旧风格，引领社团革新，实属难得。彼时郭沫若自广东避居上海，遭当局严密搜捕，不久便远赴日本避难。

受社团转向影响，身为底层职员的我也一同左倾。回想缘由，自有四点：家中本为中产，却日渐败落，生计窘迫；毕业后生活漂泊，失业隐患常在，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民生凋敝，令我不断思索国家出路；在沪偶遇外籍巡捕无端盘查欺辱，切身见识帝国主义的蛮横；又听闻昔日上海公园歧视国人的屈辱禁令，皆因工人抗争才得以废除。种种压迫与屈辱，让我满怀愤懑，也一步步走向左翼立场。

创造社

评：十里洋场，守身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