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山东抗日战绩突出，却意外被调离前线，毛主席为何又交给他重要任务？
1938年5月，华北冀南南宫一带麦浪翻涌，八路军一支四千余人的队伍刚刚扎下营盘。面对一马平川，周围干部交头接耳：“没有大山，躲得了吗？”这种焦虑在平原上扩散得比风还快。
徐向前扫视四周，他不急着回答，而是带着参谋连日丈量地势、走村串户。三天后，他在小油灯下写下《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其中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把老百姓变成一座‘人山’，敌人就无山可依”。这不是豪言，而是行动指南：白天农民插秧种麦，夜里挖长沟，犬牙交错，足足连成“万里道沟”；十八到四十五岁的乡亲被动员成游击小组，每户留一人看家，其他轮流打游击。结果很快显现，日军第一次“扫荡”被卡在沟壕与麦田间进退失据，平原也能化作“山”。

正当冀南初步稳住脚跟，1939年6月，电报催促徐向前与朱瑞火速赶赴山东。山东抗日力量分散，三股八路军既各有出身又同处艰险，统一指挥已刻不容缓。一路东进，他们穿越滏阳河、微山湖，8月1日，在沂蒙山深处，第一纵队挂牌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就职通电发出后，国民党媒体干脆把鲁中八路军统称“徐向前部”，倒也省了口舌。
统一容易，磨合最难。鲁中既有地方自卫队，也有友军部队，关系错综复杂。徐向前采取“硬中带软”的办法：对愿意共同抗日的坚持协同作战，对暗中摩擦的则果断反制。短短数月，山东根据地的县区政权从二三十处增至九十余处，吕梁、蒙阴的老农第一次见到用公章盖着“抗日民主政府”字样的公文，直说：“这可是咱们自己的官府。”
日军自然不会坐视。在相持阶段，他们调整策略，频繁以团旅级兵力对我军展开“铁壁合围”。同年10月底，五井镇外的莲花山成了火海。徐向前判断敌人炮火虽猛却畏惧夜战，傍晚令部队抄小路迂回，再用步枪顶着军帽插在山脊作佯动，自己率突击连贴地渗入。17小时鏖战，五井守敌被歼过百，破袭小分队三夜内连毁铁路两处，日军运输被迫中断。

1940年3月16日的孙祖之战更显军民同心。当地王大娘用草帽遮着热气腾腾的苞米面，送上阵地；十来岁的小伙子骑毛驴探路，带回日军行军路线。依靠准确情报，八路军悄然埋伏九峰山口。枪声一响，山石、手榴弹齐落，两昼夜死伤日军二百余。战后，参谋提出开个庆功会，徐向前摆摆手：“少说几句，多修几条交通沟。”一句话点破他着眼长远的指挥思路。
就在鲁中形势转好之际，中央来电让徐向前回延安参加七大。他本想趁冬闲后再走，无奈命令紧急，只得在1940年9月带一个警卫班西行。一路上穿越新泰、肥城、郓城，既要躲日军封锁，又得防范各色地方武装骚扰。一次夜宿小庙，传达兵打趣：“司令，还像当年长征。”他笑而不语。整整两百天后，尘土满面地抵达宝塔山脚。

不料，前方避过弹雨，后方却遇横祸。一次野外骑马勘察，惊马失蹄，他被重重摔下，马蹄不偏不倚踢中左胫骨，骨折卧床半年。林彪探视时宽慰道：“好好养伤，咱们后面的大仗还多着呢。”休养期间，徐向前把数年战例反复拆解，留下厚厚一叠笔记，为后续干部培训备好教材。
1942年，边区粮草紧张，贺龙、高岗请他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接连展开，部队白天训练，傍晚割麦种豆，枪支搁一旁，锄头背上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主席的八字嘱托贴在作战室门口。三个月后，联防军自种粮食已能解决三成口粮，兵员负担减轻，封锁带来的压力被逐步化解。

随后，徐向前兼任抗大校长，抓军事教育与战例研究，上课时他常把五井、孙祖的地图摊开，问学员：“平原没山怎么办？”一句话把课堂气氛拉到冀南那个麦浪翻滚的午后。学员们在推演中领悟“人山”与“人海”背后的根本——群众才是最可靠的屏障。
1946年6月，他奉命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踏上新的战场。回望过去八年，从冀南的平原试验，到山东的统一指挥，再到延安的后方建设，他在不同舞台给出了不同答卷：需要野战，他敢主动求变；需要生产，他能坐下来算细账。战场在变，人心不变——这或许是他那句“人山”真正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