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西事变中八路军133名干部壮烈牺牲，一位成功突围的团长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1945年5月26日拂晓，渑池城北十二处同时冒出枪火，青天白日旗在晨雾中甩动。伴随刺耳的哨声，独立第7旅一夜之间调转枪口，镇压的对象不是侵华日军，而是方才还并肩抗战的八路军军政人员。这一天后来被豫西干部口口相传，称作“二十六日事变”。
追溯半年，局势已埋下祸根。1944年春，日军“一号作战”横扫中原，国民党正面部队溃不成军，洛阳失守，豫西大片乡村顿成无人地带。城市有日军碉堡，乡间却剩杂牌部队、县保安团、土劣匪首互相撕咬。权力真空带来机会，也暗藏无数变数。
同年9月，太行、太岳军区抽调先遣队越过伏牛山进入豫西。先遣队只有千余人，却扛着“把空白变成根据地”的任务。王树声要求部队“枪口向外，态度向内”，一面打击侵略军，一面必须与地方武装周旋。李桂吾、上官子平、乔明礼、张广军诸部各自为战，地盘犬牙交错，若简单消灭，兵力不足；若全部拉拢，又难以保证忠诚。
1945年2月，王树声率两个支队赶到渑池，召开了一场被称作“渑池会议”的整编会。会上李桂吾部编为独立第8旅，上官子平部编为独立第7旅，并在渑池、陕县、洛宁、新安设立县委。热闹的仪式、统一的番号，看上去豫西终于有了成型的根据地，可不少干部发现，上官子平领到新军装后依旧把旧警察局长的皮鞭挂在腰间。
地方武装改造艰难由此可见。根据八路军惯例，新收编部队须派政治协理员，抓训练、交公粮、清账册。上官子平却只让协理员住进机关，不许触碰兵权，甚至当众打断发言：“账目？以后再说。”表面顺从，骨子里仍是地主自卫队的那一套。

国民党军统河南站盯上了这条“缝隙”。3月下旬，军统特务刘茂欣先去洛宁游说李桂吾，未果；转而以“保家保田”诱上官子平。收编不过数周，上官子平已觉桎梏，军统再以县长、总指挥的头衔加医药弹药资助，他心动不再犹豫。
于是有了5月26日的突然倒戈。凌晨2点，渑池县警察局、税务所、旅部驻地同时断灯；4点各中队接到暗号——把“自己人”集中审查。少枪声，多绑缚，手法干净利落。排级以上干部133人，半数是参加过长征、刚从延安学校调来的骨干，不到中午已被强押至县署后院，枪声三小时后停歇，院墙却一直渗血。
同日，洛宁郭连杰、陕县周自涛、史汉三等部先后举白旗，豫西根据地一夜崩裂。最惊险的却发生在旅部东厢房。刘丰，一团团长，宁都起义老战士，被捆到院中。上官子平扫视人群，淡淡一句：“先枪毙他。”警卫员扣动扳机的瞬间耳边响起轻声叮嘱：“快跑！”刘丰肩头中弹翻倒，趁烟尘滚进后墙豁口，七昼夜辗转三百里，终于抵达太岳军区。
随后两月，八路军主力被迫向伏牛山北侧撤转。根据地虽未全失，却如被凿出血洞，组织骨干所剩无几。后续反击的代价沉重，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勉强恢复分散武装。上官子平则在国民党正式授职后迅速堕入享乐，6月就病倒，9月病殁于龟山招待所，年仅39岁。有人讥讽：“人还没来得及领完饷，就把命送了。”
刘丰养好伤，再返前线，解放战争中任第二野战军40师师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胸前那枚勋表旁，常年佩一块褪色的旧布——据说是当年警卫员留给他的止血绑带。豫西事变的记忆，被幸存者默默携带，在后来烽火的硝烟里，提醒着后来人：收编与戒备，从来是硬币的两面，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没有侥幸。